戴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一百天了。他的骨灰已安放在家乡常熟虞山“名人墓园”。

匆匆近百日，思念无尽时。

1月30日，我参加了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戴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戴逸教授生平”介绍中，称先生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这个评价深得吾心。连日来，我又找来先生的许多著述再次重读，又从网上购得孟东明先生的《戴逸传》翻阅。恍惚之中无限怀念，无限感慨。

作者行龙与戴逸先生（右）在一起

大先生是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戴逸先生名副其实。

对于大先生的学问，我是无可置喙的。我的一个体会，就是戴逸先生的学术是守正创新的。“守正”是说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前辈史学家的遗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事自己的研究；“创新”是说他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是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一致的。或者说，他的学术研究是站立潮头、引领学术潮流的。金冲及老先生在1月31日追思会上说：戴逸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能够继承前辈遗产并开辟出新天地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

守正，首先是说戴先生一生的历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世纪之交，先生写过一篇《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文章，他特别指出：“唯物史观的运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伟大进步。”在他看来，历史学仅仅具有进化史观是不够的，唯物史观相对进化史观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却超越进化史观。先生出生于人文渊薮之区常熟。小学时代，他读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人书”，晚年仍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中学时代读《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曾文正公日记》等，他虽然没有进过正规的私塾，青少年时代却大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岁的戴逸先生经过革命岁月的洗礼，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从事历史研究。

我们知道，戴逸先生的第一本著作，是 1951年新潮书店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署笔名王金穆），当时他才25岁。他说：“此时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刚刚过去只有几年的抗日战争的历史不甚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全无所知，这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他谦虚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普遍缺乏革命史知识，这本普及读物还是有一点社会效益的。”（《戴逸文集·我的学术生涯》第139页）其实是发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此书在一些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一版再版，甚至还出现了盗版。

稍后，由胡华主编，戴逸、彦奇编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书同样洛阳纸贵，畅销数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按照胡华的提议，以三人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

戴逸先生的第二本著作，是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本书是继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和胡绳《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之后，又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著作，也是当时少有的大专院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学“新三届”，本书都是作为教材或重要的参考书在全国大学使用。我的大学时代，老师的第一卷就是必读的教材。第二卷1964年完成，因各种客观原因当时没有出版，所幸2008年与第一卷一起出版，2018年《戴逸文集》又整体收入。两卷本的《中国近代史稿》对于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与胡绳、范文澜、金冲及、李新、荣孟源等史学家一起发表文章，参与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确立了唯物史观解释规范下建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

戴逸先生的第三本著作，是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外交部希望历史学界开展此研究，作为谈判的参考。本书写作于中苏边界冲突之后，现在看来明显具有政治性，但他确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以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客观冷静的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的边界沿革。本书利用大量档案、日记、满文奏折等史料，详细展示了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情节，为中苏谈判的中方代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守正，又表现在戴逸先生的学术研究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继承了前辈历史著述的遗产。1946年到1948年，戴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与郑天挺教授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关系，求学问业，追求新知；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后，他在党史专家胡华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史研究，从此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之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共事。新中国建立后，戴逸先生与尚钺、尹达、吴晗、吴玉章、郭影秋、周谷城、季羡林、任继愈、胡绳、黎澍、刘大年、张芝联等均有频繁的学术或工作交流。他总结为学的四个要素：资料、思想、文采、道德；成才之路的勤、苦、乐、迷四个境界；史学家的三件工作：叙述历史、考证历史、解释历史，不仅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史学遗产，而且影响了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我清楚地记得，1995年9月，我考取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成为戴逸先生的一个“老学生”。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晚间在大教室聆听他讲“勤、苦、乐、迷”。戴先生西服领带，神采飞扬，极富感染力。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到来。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年过半百的戴逸先生精神焕发，在守正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大的学术创新活力。

1979年，戴逸先生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代替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论文对农民战争、改良主义、“让步政策”等热点问题都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对“文革”结束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及社会影响。

他在完成两卷《中国近代史稿》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诸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及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翁同龢、袁世凯、孙中山等都发表了富有创新的看法，对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戴逸先生的学术创新集中体现在清史研究。有人说，他是唯一可以贯通清前期和清后期历史的学者。为了完成老一辈革命家交给的新修清史的任务，几十年来，他念兹在兹，呕心沥血。“文革”刚刚过去，他就为准备启动清史编纂工程殚精竭虑，为“清史编纂规划小组” 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及四个附件。1982年发表《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一文，明确提出：“编写大型《清史》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起来。”呼吁“让我们齐心协力，发挥干劲，设置专门的编纂机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把大型《清史》的编写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1980年代，在完成两卷本的《简明清史》后，他又完成了《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这部不朽之作。《清代人物传稿》（1984）、《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1992）、《中国近代史通鉴》（1997）、《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8）、《清通鉴》（1999）等大型系列清史著述，都是在他的组织和主持下完成的。这些都为新修清史的编纂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0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戴逸、李文海联名的《一代盛世 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一文，认为：“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大型《清史》“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方便讨论，文章详细列出了《清史》编纂的“八大部件”，即编年、传记、通史、专史、表、图、纪、清史著述目录。此文是数十年来深入思考所得，也是新世纪编纂大型《清史》的号角。

2002年8月，中央批准纂修清史，年底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先生任编纂委员会主任，清史工程正式启动。直到2018年交付“送审稿”，先生为编纂《清史》废寝忘食，鞠躬尽瘁。“送审稿”交付前，他在纂修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十分动容地讲道：“《清史》即将完成，我已91岁，担任主编15年，耄耋之年，全力以赴。这15年来，我时刻注视着《清史》，关心着《清史》，呵护着《清史》，几乎废寝忘食。从开始的规划、设计、篇章安排、结构处理、宗旨、观点的讨论，事实的确定，我都小心翼翼，鞠躬尽瘁，坚持到底。”（《戴逸文集·清史编务》第420页）诵读至此，戴逸先生满头银发温润尔雅的学者风采耀然似在眼前。

戴逸先生主纂的《清史》（送审稿），是新世纪由中央批准，上千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巨著，也是一部守正创新的巨著。全书100卷，3000余万字，分通纪、典志、列传、史表、图录五大部，皇皇巨制，体大思精。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二十六史”的优秀成果，又无处不体现出竭力探索努力创新的精神。通纪是统帅全书的纲，是整个《清史》最重要的部分。先生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概括为兴、盛、衰、亡四个字。通纪组在制定提纲时，他就组织举行了十多次讨论会，发表8篇长篇讲话。八卷通纪，不按12皇帝划分，而按历史呈现的阶段性划分，打破了旧史“帝王家谱”的框框；典志部分设《生态环境志》《港澳志》《城市志》《医疗卫生志》等旧史未设之志，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传记部分增大类传分量，举凡士农工商、农民领袖、民族人士、宗教人士、华侨、妇女、诗人、学者等等统统进入视野；史表则有《驻外领事表》《外国驻华领事表》《报刊表》《约章表》《书院学堂表》《教案表》等，都是在《清史稿》中看不到的新内容；图录是利用图片表现历史的创新形式。之前的“二十六史”没有条件编图录，《清史》首次增设图录，更为直观生动地表现有清一代的历史面貌，更加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

“清代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有了与以前历史极不相同的新内容，亦即当时人所说：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显然，旧史的体裁、凡例、篇目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包罗和反映这样的历史大变局。新的内容就要求有相应的新形式、新体裁来表现它，我们在体例上必须有所创造、有所革新、有所前进。”（《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如果不计之前《清史》编纂的“三起三落”，那么，四十多年前先生设计的创新目标是达到了。

新世纪以来，直至先生逝世，二十多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来，戴逸先生为《清史》编纂呕心沥血，殆无虚日。“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我就是为清史活着”。先生为《清史》编纂竭尽了全力，献出了生命。2010年他在编委会主任办公会扩大会议上说到：“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年龄不饶人啊！今年84了，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力不从心，确实是这样，去年我住了三次医院，3月份一次，5月份一次，8月份一次，比较误事，耽误事情不少。住三次医院，半年多去掉了。今年一开始又有点不行了，上个礼拜就一礼拜跑医院，本来这个会是上礼拜要开的，但是我上个礼拜差不多每天跑医院，礼拜一的那个出版会议我差一点也参加不了，感冒了，感冒好一点了，后来就参加了。到现在我的感冒还没有全好，所以老是病病歪歪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戴逸文集·清史编务》第353页）默读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戴逸先生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要很好地继承他的学术遗产，继承他守正创新的学术精神。也要像他那样争做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行龙

二审：曾伟

三审：常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