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田野工作；历史学；区域社会史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史学史提纲挈领式的比较分析，紧密结合当前社会史尤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路径，立足于山西本土社会的资源环境，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期凸显出中国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区域特征来。

       首先我要对今天讲座的主题作一个“题解”。这里将要讲述的走向田野与社会，关键词是田野与社会。田野或田野工作，这是文化人类学的范式、术语，也就是要求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到异域社会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其中参与观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而这里的社会范畴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们必须得关注现实社会，要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另一层意思从学科的角度来讲，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应该有敏锐的“问题史学”意识，从探求过去的社会事实延伸到对现实社会进程的关怀也是其固有的含义。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的田野调查工作，我们更多的是要突出历史学研究对于地方社会变迁进程的理性关怀。

　

一、历史学的走向与现状

　

       从中西方史学史的角度就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作一简要回顾，或许这将有助于理解我们为何开展以历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工作。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学科，同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基础性的一门学科。我们的老祖先司马迁倾数十年之心血所作的《史记》就是要“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何等宏大的学科和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因此，历史学确实是一门非常宏大而且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一般而言，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如果从史学史角度来看，都可以把它划分为大大小小不同的各个阶段，尽管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并不完全吻合。但是若从大的或宏观的层面来讲，我们又可以把中西方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传统的史学与现代的史学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的古典史学即以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修西底德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代表，一直到神学时代或宗教时代的史学。后来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比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再往后发展到了19世纪时期最有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即以法国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西方的传统史学基本上一直发展到这个时期。不管怎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他自己不同的历史认识论，每一本著作都有着独特的写作风格。但是总的来说19世纪以前的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更多的是一种实证性的史学。那么，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特点是什么呢？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是怎样发生的，研究者就怎样地来叙述，它回避探讨历史规律。实证史学注重叙述事件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不做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研究集团，注重上层的研究忽视下层的研究。这是西方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的最基本特点。在这个历史阶段，它主要关注的是上层的历史，如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即与国家有关联的历史。进人到20世纪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地方社会发展的传统走向，而且在历史学界诸多学者也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鲁宾逊的《新史学》等等都是对19世纪以前尤其是兰克史学的一种空前的反思、批判。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反思批判过程中，西方史学界产生了一个很大而又有影响的流派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的第一代创始人布洛克、费弗尔于1929年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始称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其成名作《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还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等著作。现今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比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勒高夫的《新史学》。可以说年鉴学派一直在西方史坛占据着主流的地位。那么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叫它社会史，它追求的是一种结构的、整体的历史叙述。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中国史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程，最早的有《左传》、《尚书》，随后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还有我们所熟知的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鉴体、通纪通典、文献通考等等，一直到汗牛充栋的《二十四史》。可以从清代以前的历史或者说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中国的历史几乎与西方的历史一样，也是一种传统的史学路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一种“资治”之学，用来帮助统治者了解治理国家的。毛泽东也曾指出传统的史学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没有下层的历史，没有群众的历史。因此，整个20世纪以前，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史学的走向还是有其共同特点的。就像西方史学在20世纪伊始开始自我反思一样，中国的史学发展也开始了反观自我的道路。具体来讲，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史学可以称作一种进化论的史学，进化论的思潮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各个方面。1902年，梁启超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当时他写的一篇文章《新史学》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甚大。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与兰克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是有相似之处的。同时，梁启超还指出了传统史学的“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2]换句话说，如兰克所言，历史是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只要求把它叙述出来，这就是历史。继梁启超之后，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中国出现了许多的史学大家，比如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垣、陈寅格等等。可以讲，那个时代史学大家的创作可以和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任何一门学科相媲美。他们的那种学术异彩到了我们20世纪末21世纪初之交的文化热中仍然是最大的，最值得敬佩的。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还有一股潮流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渐渐兴起。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利是第一位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后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大家也大有人在，比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等。建国以后，在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率领下中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走了许多弯路，尤其在“文革”十年期间，史学完全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婢女”了。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之下，中国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遭到了摧残，有些学科干脆就被去掉了，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被粗暴取消。相比之下，史学的境地稍微好一些，不过也几近完全演变、淡化为一种政治色彩很浓的“影射史学”。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学界对史学研究再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较为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中才开始了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农村史、家庭史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可以说，近20年来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等发展最迅速和最繁荣的历史时期。

 

二、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

      下面我们将要论述的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问题主要侧重谈一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状况，不再过多地涉及西方社会史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社会史这个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传统史学都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以前的史学只讲政治、军事、外交，只有上层历史没有下层历史，而社会史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在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史学研究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出现或者说恢复起来的。简而言之，社会史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个就是它注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传统史学只关注帝王将相，皇帝贵戚。社会史注重研究社会底层方面的东西，一般的普遍的东西，或者说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社会是怎么运转的，因此称为自下而上。另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整体史学，注重整体观方法的运用。社会史的整体观在西方，更多地强调结构，构建一种所谓结构主义史学。他们认为社会就是一个结构，它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体系，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外交，还有经济、文化、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等更为微观层面的东西，所以社会史也被当作一种全面的整体史学。社会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的多学科交叉性或者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史。仅有传统史学的那套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史的研究必须得吸收众多的学科知识及其成果，甚至还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具体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实事求是地来说，在19世纪或者说20世纪前半叶就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现在所谓社会史的部分内容，但是还没有系统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把社会史研究看作是重新复兴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从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的召开迄今近20年时间了，其间共举办了九次社会史年会，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力军。社会史研究的论著，包括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可谓蔚为大观。目前，社会史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这批国内最有影响的历史刊物的论题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因为它的研究方向从本质上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的是我们山西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状况。早在198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志强先生就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开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1992年人民出版社版、1998年台湾南天书局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史论著。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史在国内经历了近20年发展，但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研究的主要范畴仍大体上不出其中所构建的范畴体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逐渐兴起。1994年区域社会史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由乔志强先生和我两人合写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得到了与会者以及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的关注（该文收人会议论文集，又在《史学理论研究》和《新华文摘》刊登）。1998年底，由乔志强先生主编、行龙作为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称为“此书堪称一部系统完整的社会史著作”，“全书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腻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从整体上而言，我们所进行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一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近年来，我们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焦点放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本土社会，获得了“身在此山亲体验”的学术感受，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中《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一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获得了学界普遍的肯定与鼓励。所以讲，山西大学有开展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良好的学术基础和条件。

       山西作为一个区域社会研究的对象，有它很独到的地方特色的东西。因此，这里很有必要把我们山西历史的相关状况作一简要的梳理。最早开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谭其骧先生在1980年代就写过一篇《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文章（谭先生就此主题也曾在山西大学作过学术报告），提纲挈领式地论述了山西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它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对我们现在进行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是“战国七雄”中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诸侯国，法家的制度、思想实质上在晋国时代就奠定了根基，且不说晋文公、晋献公的辉煌业绩。后来从秦汉一直到隋唐时代，山西与陕西仅一河之隔，也就是与都城长安一河之隔，尤其是河东郡即现在的运城、临汾地区就是非常繁盛的地方。再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宋元时期，山西又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进行大交流融通的核心地区。明清时期山西的晋商事业远近闻名，尤其是为中国金融业开了先河。明清以后的民国时代，阎锡山统治了山西38年，山西被国民政府评定为“模范省”。实事求是地讲，阎锡山统治时期在山西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直到现在对我们地方社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解放以后，山西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典型，也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经验和教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山西也是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宝库。

       进行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两个本质的特点需要把握；一个是农村，另一个就是资源。山西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城市在全国没有什么优势，而是主体优势在农村，因此在山西做历史研究或进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我们必须得立足农村而不能脱离农村，或者忽视农村。谈到山西的资源特色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即煤和水的问题。山西的煤储量很多，曾占到全国煤储量的70％左右，它可以造福于山西、全国乃至于全人类，但是若不能合理有限制地开采和利用那就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而太原市就曾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山西的水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煤我们最丰富，可是水我们最缺乏，比如晋祠难老泉的水，在宋代时可以浇灌周围36个村庄的6万多亩耕地，到现在没水了，一些地区仍在流传着“三七分水”、“油锅捞钱”的民间争水故事。也就是说我们缺水的问题很早以来就存在了。另外还需提及的一点就是随着近年来山西省对外交通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大力开通，加大文化强省的力度，发挥地方资源优势，使得国内外对山西地方社会发展的关注程度得以大大地提高，山西的知名度渐趋上升，学术界对山西社会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比如说2004年8月份由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五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田野调查点就选在山西洪洞县的几个村庄；随后由山西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山西大学召开；紧接着一些北京、台湾的专家学者特意到山西进行了田野考察和学术讲座。所以说我们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研究既有其内在资源的优势，也紧随了国内外历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只要我们去努力，一定能够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三、怎样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工作

　

       前面已经谈到我们这里所提倡的田野工作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工作。田野工作最初是由人类学家所发明的，一个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贴近被研究对象，至少要花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去体验、观察异域对象的行为和思想。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在西方更多的是采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去研究现实社会进程中的东西。而我们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主要突显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已经过去的社会事实的文献收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进田野社会，尤其是区域论会史的研究可以把被研究对象集中在一个村落、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些活生生的对象存在我们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只有走到田野里去。另一个集中体现在对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和利用上。我们也要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那样，深人民众，深人田野，深入社会，力求去体验去观察日常社会生活是怎样发生和相互关联的。比如现在的口述史研究，还有所谓后现代叙述史学，那些亲历了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件小事件的人，如果还活着，就可以做口述史的调查与研究，不下去是万万不行的。还有散藏在民间大量的家谱、碑刻、文书、日记、帐簿等等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简而言之，搜集地方文献和田野考察体验是我们进行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的两个指导性原则。一般而言，我们现在能搜集到的文献大都是明清时期尤其是进人现代以来的，元代以前的民间文献可能很少，也许能零星地发现一些宋代的东西（这些文献绝大部分已经躺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因此我们的关注点集中放在建国前后，一直到1979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整整3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再上推下延。套用一句话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前后左右去发现”。

        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长时段为中心，是基于以下的学术考虑：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伊始的30年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集体化时期。建国初期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包括老区的土改），再到后来的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实行大食堂制度，工分制等等这些长时段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日常行为逻辑对于我们了解现今社会的具体运行和问题的解决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在建国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过，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不断发展将来也不会再次出现。这就是我们所界定的这样一个30年长时段的价值之所在。恰恰就是这样的时代，它所保存的文本研究或者说关于1978年前至建国后的这近30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话语：一个就是侧重从政府行为立场出发较多地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方法，更多的研究成果是对高级领导人和国家政策的讨论和诠释；另一个话语就是仅仅体现一种控诉历史，控诉那是一个充满黑暗和万恶的年代。实际上还没有历史学家或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客观的、公正的研究话语出现。因此，我们倡导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就是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在宏观背景下充分关注微观层面地去研究历史事件和社会事实，去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需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是，1949—1979年这样一个相对我们较近的历史时期，散落在广大农村社会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也在快速的流失和消失过程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几年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走进田野和农村，我们会强烈的感受到农村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解放以前、甚至是建国以后的旧房舍迅速地被新一代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建筑所替代，有的富裕农民20几年来甚至搬迁了两次、三次（乡、镇、大队、村委会也是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旧的农民住宅，甚至在相对偏僻的地区还可以看到个别古村落，但那毕竟属于少数。很可能，当你走进这些旧的农民住宅和古村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已是“人去楼空”，甚或“人去村空”，他们已经连人带物搬迁别处，留下来的只是闲置的、有些可能是作为旅游开发的景物。可怕的是，每一次的搬迁伴随的是每一次的物什更换，同时也是每一次的文献资料的散失，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地方文献在农民搬迁过程中不经意地不知流向何方，也许大量的四面八方地汇聚到了废品收购站和造纸厂。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深为痛心和遗憾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加紧抢救的历史遗产。只要我们具有“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关怀，只要我们具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良知，就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近期就收集到了一批很可观的第一手农村文献资料，比如说有关清徐县东于镇20世纪50—70年代相对完整系统的资料，合作社时期的账簿，人民公社时期的劳动、预算、分配情况，以及大队劳力工分登记情况等；还有临汾地区龙子祠水利建设方面的完整系统的文献资料，各种水利渠道的开发和改造、渠图规划和工程账簿等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是如何体现国家与社会的运转和互动、权力的介人与实践、农田水利建设的变迁状况及沿渠周围乡镇村庄发展进程所受到的影响具有着非常珍贵的价值。另外还收集到了一些清代时期有关土地、房屋买卖的地契、房契等文书资料。尽管我们只是刚刚起步，但是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我们做历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实，类似于此的非常多的文献资料收集有一条捷径那就是从我们身边的社会做起，从自己的家乡及所在的村庄做起，因为这对于进行田野调查的人来说是得天独厚的。这是不是一种传统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创新呢？

       现已故去的山西大学历史系前辈阎宗临先生曾就史学研究提出过如下建议：“爱国先从爱自己的家乡做起，爱家乡先从了解家乡做起，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乡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该热爱自己的故乡吗？”[3]还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曾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做过精辟的论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之通议，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就是要取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材料，研究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新问题，这些史学大家的经典论述对于我们现今开展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我们在走向田野与社会对这个时代进行学术积累和理性关怀时应当铭记在心的。

       我相信，山西大学在开展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山西在开展区域社会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只要我们身体力行、锲而不舍地去努力工作，一定能够为中国历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相当的贡献。

                                                       

参考文献：

注：1、本文根据行龙教授于2004年9月6日晚在山西大学文科大楼报告厅的专题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录音整理：常利兵。

    2、行龙（1958—），男，山西新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