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至二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历史系、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的“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本次会议参会代表51人，收到会议论文53篇。 
        本次会议是山西省社会科学界的一次空前盛会。所有参会代表均系山西省内人士，分别来自山西省内各大专院校、专业研究机构和地方史志、文博、戏曲研究单位。参会代表的多学科背景也是本次会议的特色之一。除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外，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地理学、经济学、文学、戏曲学、民俗学、生态学、气象学、考古学和金石碑刻研究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宗旨是密切联合山西省内各相关专业具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学人，在深刻交流和探讨的基础上，对深化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形成统一认识，充分整合省内学术资源，发挥地域优势，促进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山西籍学者的团队优势，进而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为推进山西乃至全国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自己的努力。 
        山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作了大会报告：《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兼论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之研究》。行龙指出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国内学界也不断从本土研究出发，建构了各自进行区域研究的理论。提出在方法论上：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变迁的实际和特点，从区域社会史发展的趋向把握，提出了首先应当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即：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本次会议分两个会场，主要围绕该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讨论。 
        以“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为主题的论文占有相当比重，是本次讨论会的一个热点。直接以山西人口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四篇。杨国勇在《关于山西人口的高性别比问题》一文中运用大量人口统计数字，通过精确的计算和比较，指出山西历代人口高性别比的问题，分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普遍原因和山西地方的特殊原因，进而分析了该问题造成的种种社会危害，提出了基本的解决办法。赵艺学《明代初中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山西省农业人口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比照研究》运用纵向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明代初中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山西省农业人口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与不和谐因素以及影响该状况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原因，提出了实现山西省农业人口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张万寿《里甲制度在人口分布变迁研究中的应用初探—以曲沃为例》提出了借助乡里制度复原历史时期人口数字、人口分布和移动状况的新方法，有益于深化人口分布规律的研究。马玉山《清代太原城区人口推测》将影响人口发展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认为外部因素决定着城区人口发展呈曲线形态，而城池是人口的载体，其内部布局和设施的面积测算，是分析人口分布的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清代承平时期太原城区人口约为二十一、二万左右。张万寿和马玉山的研究分别为测算乡村和城市人口提供了新的手段和依据，对人口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对水资源利用问题的研究也是该主题讨论中的一个重点。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的匮乏局面导致山西各地民众在生产和生活用水中带有明显的“水”文化特征。张俊峰《明清时期介休洪山泉域社会变迁研究—水权与地方社会系列研究之四》就试图以水案为线索，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立体地透视介休洪山泉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从有关水的传说、水案的记载进而探讨区域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乃至区域社会经济状况，同时通过对水神祭祀活动、民间水利组织、地方社会力量和官府在水资源纠纷中的各自表现，指出洪山泉域社会以水为中心的社会运行特征和自宋代以后从资源共享型向资源竞争型社会转变的特点。胡英泽《从水井碑刻看近代山西乡村社会—以晋南地区为个案》选择乡村社会最多见的水井为研究对象，利用明清以来晋南地区的水井碑刻，考察了井的开凿、管理、汲水等习俗，进而探讨水井组织与乡村权力组织、乡村重大社会活动之间的种种关联，得出了近代山西南部乡村社会独特的发展变迁逻辑。赵瑞民《山西的黄河古栈道遗迹与水运资源的开发利用》则结合作者切身的考古经历，对汉唐时期历代王朝克服险阻、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开发黄河漕运的壮举进行了研究。文章重点对比了汉唐时期黄河漕运的规模以及巨大的修凿工程，提出唐代漕运数量不低于汉代的判断，并指出古代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相当大的历史事实。吴钧《河东水利碑刻刍议》则依据作者多年来对运城地区碑刻的搜集整理工作，指出该地区的水利碑刻中蕴含的丰富社会内容和研究价值，引起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 
       光绪三年的大灾荒是近代山西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对该问题的探讨在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必不可少。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灾强度》以山西各地大量灾荒碑为主，重点从粮价、人吃人、瘟疫、狼鼠灾害及人口亡失等方面揭示了大灾荒对山西省区危害的严重程度，丰富的灾荒碑和地方志资料是其研究的突出特点。郭春梅《河东“丁丑奇荒”探研—以碑刻资料为主》以光绪三年被灾最重的河东地区作为考察范围，通过分析五通灾荒碑文，考察了灾荒中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粮商、士绅及普通民众的各自表现，指出了灾荒对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不足之处在于对灾荒问题的研究仅限于现象的描述，对灾荒前后民众心理、行为方式等的观照略显缺乏。有学者指出应在充分整合现有灾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工合作，围绕一个中心问题继续开展研究。总的来看，对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充分利用是水资源与灾荒专题研究中的突出特点。此外，曹才瑞、曹丽芳《近500年来晋中地区自然灾害的变化趋势与旱涝阶段性周期交替演变规律》从气候学、经济学及灾害学角度出发，搜集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史料，运用统计学、方差分析数学处理方法，对山西中部地区的历史自然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晋中地区的自然灾害与旱涝演变规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有力地支撑了明清以来山西社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观点。翟旺、张士权在《雁北森林与生态历史变迁》中指出明以来人类活动对森林灌草的严重摧毁导致生态恶化的局面。文章充分发掘并利用了地方志、明清会典和通志中的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森林、生态保护与开发的亲身实践，提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新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梁四宝、燕红忠的《清代晋陕两省的经济活动与水土流失问题》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提出清代晋陕两省的土地垦殖、手工业发展以及商业活动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大大加剧了晋陕两省的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是最突出的表现，反过来影响了区域经济活动的发展。 
    宗教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相关论文有三篇。赵英霞《明末清初山西天主教之际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山西各地的传教活动和山西官绅对天主教的接纳与利用，说明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内地传播中所面临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尤其说明了明末清初100年间天主教士是如何以带有中国本土化的传教方式度过在山西活动低谷期的。王守恩、刘安荣《19世纪后期的山西传统文人与基督教》则通过对封建时代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反应，说明基督教在山西传布过程中既受到部分传统文人的抑制，又得到部分传统文人的推动的状况。同时该文也对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认为的1620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全部转向仇视基督教的观点作了修正。除了对西教传入问题的关注外，对本土宗教的研究也有新进展。杨晓国《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分析了全真教在13世纪所面临的良好传教机遇，全真教依靠元政权的青睐和民众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期盼，在山西这片饱受战乱之地迅速勃兴，山西各地现存的道教宫观正是这一时期历史状况的真实反映。 
       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发展变迁方面，李书吉《论古都太原在北方民族融合中的历史地位》提出太原是世界两个文化带中国段的历史交接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三次融合，分别以平阳——平城—晋阳为中心，即使以平阳、平城为中心的时候，晋阳也始终是各种势力争夺的主要目标，古城晋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段建宏《明清时期山西集市和庙会》对明清山西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了初步分析，对集市和庙会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作了有益的探讨，然缺乏对该经济活动与区域社会相互关系的分析，略显薄弱。马玉山、丁永青《清代山西学田考述》重点对山西学田的管理和学租分配进行了分析，认为学田是封建社会培养人才，缓和社会内部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学田是清代官府和民间社会解决人才培养经费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未能形成定制也有其特殊的原因。李豫《民国元年的山西社会变异》主要依据作者搜集到的民国元年太原出现的第一份省级报刊《共和白话报》所载内容，对民国元年山西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新动向作了初步的勾勒。该文的特点在于对新史料的发现，其文因之亦增色不少。段友文、高中严《晋西北家族村落现代化的繁难进程—山西河曲范庄的个案研究》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和实地观察法对晋西北欠发达地区家族村落发展予以深描，试图从一般意义上加深对北方家族村落的理解，进而为南北方家族村落的比较研究提供实证。该文严格意义上讲属于社会学的范筹，然其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当中，反映了社会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日益增多。 
       对根据地社会状况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变迁方面。岳谦厚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民经济—保德县段家沟村之调查分析》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手抄本）为主要依据，通过分析晋西北地瘠民贫社会状况下人口、土地与生产力的非对称关系，细致考察了晋西北富于区域特点的社会经济类型和多重经济关系，提出黄土、革命和日本入侵三元素是贯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历程的主线，进而指出国内外研究华北农民经济的众多经典著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试图与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等人的研究进行比较并补充其研究的不足。张国祥《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减租减息运动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开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指出该运动带来的根据地社会土地占有关系、社会阶级关系、民主思想和政治觉悟方面的巨大变化，进而证明该运动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作用。巨文辉则通过对《晋察冀边区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历史考察》，指出实施统一累进税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实行的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要财税制度，该税制的实施团结了地主和富农阶层，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上学者们围绕统一累进税的问题展开争鸣，认为对该政策应以动态的发展观来考察和评判，应充分考虑时间和地域差别，不可一律等同视之。此外，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政治和根据地妇女的研究也很有特点。董江爱《军阀统治下的乡村治理模式—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山西区村制研究》对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区村制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制度使自清以前国家权力仅限于县级的状况发生变化，通过在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实行区—村—闾三级管理体制，加强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郭卫民《对山西抗日根据地妇女社会地位问题的再思考》一文提出根据地妇女社会地位并未因抗战而发生根本改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虽然在妇女动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使当地妇女走出家门，获得了一些有利于自身解放的变化，但也只是妇女社会地位性质发生改变过程中的一次不稳定的量变。妇女地位的彻底改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该观点颇有新意，发人深思。 
       对晋商与地方社会专题的研究，共分作两大类。首先是对晋商本身的研究。史若民《从平祁太留存碑刻看其经济社会变迁》以平遥南神庙、太谷净信寺留存的商号布施碑刻为线索，结合明清之际边境贸易的发展背景，证明北方早在明末，在货币流通领域商人汇兑银两已比较普遍。伴随着蒙汉交往的日益频繁，清中叶平祁太工商铺户获得更大发展，并直接奠定了平祁太金融业在全国的垄断地位。该文将平祁太商业繁荣置于明清朝廷与蒙古民族相互关系的场景之下，视野开阔，论证有力，使传统的关于晋商的研究有了新突破，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同样，孔祥毅的《镖局、标期、标利与山西社会信用》也在其多年的学术积淀基础上对晋商研究取得新进展。他认为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金融界实行的镖局、标期、标利制度，是山西商人在金融贸易的实践中，摸索和创造出来的一套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货币资金融通制度，科学地解决了当时商品交易中的货款清结和借贷本利清偿期限和利率确定等一系列商业技术问题，正是凭借该制度生发出的诚信使晋商获得了商机和发展。王尚义的《晋商商业网络》以大量图表和数据鲜明再现了晋商的活动范围、地域分布和市场网络，反映了作者在晋商研究中的新进展。王金香《山西票号号规研究》和程素仁《论晋商股份制的现实意义》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晋商经营制度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强调了其对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其二是对晋商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关注，体现了近年来山西学者试图突破就商言商的局限，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审视晋商这一社会群体与山西社会互动关系的学术思考。殷俊玲《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从清代晋中社会生活状况入手，考察了晋商发达对地方社会日常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展现了清代晋中商业繁盛之地社会生活的特点以及商人生活的“奢靡”对地方民众价值观念的影响，文章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再现了清代晋中社会浓重的商业气息，可读性很强，对晋商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充实。黄鉴晖《晋商与晋风》对晋人崇商之风做了历史考察，研究更具理性思维，提出山西民众崇商观念的确立，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新的价值观念战胜旧的价值观念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对民众日常生活、价值观念、民俗文化的探讨与前述殷俊玲之研究有共同之处。郭士星《论晋商对山西戏曲文化的贡献》认为明清两代，山西戏曲的繁荣和传播，是与晋商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韩晓莉《从祁太秧歌看晋中社会女性观》则以晋中地区流行的地方小戏祁太秧歌为素材，探讨晋中商业社会氛围下的女性婚恋观、家庭伦理观、个人价值观，从民间小戏中反映的地方文化与儒家传统精英文化的背离来观察晋中社会女性与其他地域的共性与差异。二文均从戏曲的角度试图深化晋商专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些年来山西学者在该方面的学术努力。 
       对三晋文化与民俗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众论纷纭之势。寒声先生的《语言与区域社会文明—方言语音对民间音乐的创造与融合力》认为需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看待区域社会史的重大历史价值，以方言语音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创造与融合力切入，透过区域文化艺术的特质认识区域社会文明。他还提出区域社会史研究不能局限于当前行政区划，必须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区域社会史，赢得赞同。李天生《山西赛社文化浅说》就山西赛社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价值作了分析，认为山西赛社文化中的民俗礼规不但保留有源于唐宋宫庭宴乐的礼制，而且显示了宋金元时期伎乐文化的特征，对于历史学、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均具重要价值，亟待保护、开发、研究和利用。冯俊杰、王志峰《纱阁戏人：平遥民间工艺的珍贵遗存》从戏曲民俗的角度，通过大量直观的图片和对纱阁戏曲剧目的解说，再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山西中部地方戏曲的独特风貌和繁荣情景，是进一步了解清代晋中地区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开展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史维阁《长子剃头匠调查与研究》在相关资料基本空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田野访谈的方法对长子剃头匠这一职业群体在清以来的发展变迁作了细致梳理，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其方法论意义。李百玉《民间契约价值略议》以作者多年来在农村、古玩市场、旧书报摊收集到的民间契约为例，将民间契约分作九类，认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从诚信层面认识其道德价值；从民生层面认识其经济价值；从文物层面认识其文史价值。作为一名地方文化人士，他呼吁加强对契约文化的研究，并在条件成熟具备的时候，成立山西民间契约研究学会。李目前已收集有九大类契约上千张，纠正了我们对过去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留存较少的错误看法，是山西地方文献资料发掘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张梅秀《山西历代家谱的编篡与收藏》对已搜集到的山西谱牒目录，从编篡年代、姓氏和地域分布、收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线索。马重阳《“效畏垒之风”的背后》《“闲田”的现代启沃》二文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对金石碑刻的研究，体现了地方学者对碑刻资源的高度重视。 
       纵观上述四方面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一、实证性研究较多，史料范围广泛，尤其重视对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实证性研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提交会议的所有文章几乎全是以区域或个案的方式开展研究的。从史料范围来看，种类也相当繁多，地方志、家谱、碑刻、民间艺术、秧歌剧本、档案资料、社会调查、报纸、契约、笔记、日记等均包含在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珍贵报纸、档案文献和民间契约的发现，充实了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在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二、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既有传统的考证方法，更有计量方法、比较方法、田野调查方法以及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已经得到高校和地方学者的广泛运用，学者们对于田野调查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大力推行表示热切赞同。三、多数文章选题新颖，富有创新意义。比如对水井制度的研究和民间契约的研究等。此外，相当一部分研究还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进展和突破，比如晋商本身的研究和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等，反映了山西社会科学界近些年来的不懈努力。对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交流。如对碑刻资料的价值问题，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持否定意见者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依靠碑刻资料作佐证，必须关注碑刻背后的社会现实。还有学者提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可忽视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不可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一省一区，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充分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的研究。此外，理论方面的探讨略显不足也是本次会议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相关的文章仅有两篇，说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创构方面仍需着力。总体而言，通过本次会议，省内各地学者充分认识到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明白了各自的使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鉴于本次会议所取得的较高学术成就，会议承办单位行龙教授郑重承诺：今后类似会议将定期2—3年召开一次，为省内学人提供对话、交流与学习的平台，共同营造山西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提升山西社会科学界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会后将择要出版《多学科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会议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