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21周年，中心组织校庆活动月“鉴知”名家讲坛系列学术报告。5月8日晚，邀请上海大学廖大伟教授作了题为《刺宋案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分岔》的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张俊峰教授主持。

报告中，廖教授分别从“刺宋案”、“中共诞生”、“欧美还是苏联”三个方面展开演讲。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从上海沪宁火车站启程，准备前往北京就任国民政府首任内阁总理。不幸在火车站遭遇枪击事件，两天后不治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刺宋案”。宋教仁遇刺，最大受益者是时任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时人均将矛头对准袁世凯，但是缺乏直接证据。廖教授研究认为袁世凯握有当时最有实力的北洋六镇新军和英美国家的支持，完全没有刺杀宋教仁的必要，即使要刺宋，也不会选择在同盟会势力最大的上海动手。作为刺宋案的直接元凶，上海共进会会长、黑帮老大应桂馨、买凶杀人者洪述祖和直接行凶者武士英均先后被挖出。之后应桂馨暴毙、洪述祖流亡青岛后数年在上海被枪决，武士英在狱中吞磷自杀。何以刺宋，刺宋案幕后由谁指使至今仍无定论。不过刺宋案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和爱国人士，对共和彻底失去信心，转而为中国寻求新的出路。之后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成为辛亥革命的绝响。紧接着一战爆发、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人开始以苏俄为师，走苏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这种时代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和正确选择。上海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此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刺宋案使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效法欧美的“共和”道路遭遇失败，中国由此开始走向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农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光明坦途。

报告引起热烈反响。交流环节，中心师生对廖大伟教授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特新颖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张俊峰教授在评论中认为以刺宋案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切入点，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去开展整体性研究，才能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做出准确的判断。在实证研究中，证无容易证有难，只有先做到“证无”才有可能进一步“证有”。廖教授对刺宋案的细节研究中，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结合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廖教授的报告从理论和方法、问题和观点方面均使现场师生深受启迪。最后，廖大伟教授对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做了回应和进一步阐发，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