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6日，中心诚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仲伟民先生在线上做了题为《为何必须在全球史体系中讲述前现代中国史》的主题报告，讲座由行龙教授主持，张俊峰教授与谈，中心师生在鉴知楼一楼报告厅现场聆听。

仲伟民教授首先从前现代中国历史何以成为国际话题展开，指出围绕此话题在国内形成了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等议题的讨论，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起点。在西方国家则有“冲击-回应”理论和朝贡体系的范式。其中以安格斯·麦迪森关于前现代中国的GDP统计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的代表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一书中，统计发现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32.9%。这个研究用GDP的定量分析，论证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世界强国，迎合了我国民众“大国”的观念。但同时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却忽视了麦氏在书中批评了1800年以前中国领先欧洲的观点。

其次，围绕前现代中国研究的唱盛与唱衰，形成了不同的解读。唱盛中国的代表作以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最有代表性，该书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强调“中国中心论”，并例举了中国历史时期长期对白银的大量需求，正是世界中心之明证。1800年以前的中国，商品大量出口，贸易十分发达，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只是此后才转移到了欧洲。围绕弗兰克的观点，王家范先生进行了十分中肯和精彩的评价。彭慕兰的“大分流”，批判了西方中心论，指出世界经济发展是多中心的，只是19世纪之交，才聚焦到了以西方为中心。彭慕兰对比了工业革命前的江南与英格兰，同时，发现英格兰发展的原因是重商主义政府与商业公司模式的结合，以及煤矿优越的位置，为蒸汽动力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可能。黄宗智的研究，提出了“内卷化”的理论范式，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典命题。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劳动力边际报酬很低，依旧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发展不充分的经营农场跟小农经济结合，建立顽固的小农经济体系。《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的发展》一书表明江南的经济增长是“过密型增长”表现为总产出虽然增长，但边际效益递减，劳均收入下降，此外“过密型的商业化”指出环境、人口压力等，加剧了过密化，使江南地区的内卷程度高于华北地区。通过对海外学者对前现代中国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评介，仲教授强调，中国历史必须纳入全球史体系考察，才可以看清楚中国前现代之历史。

接着，仲教授从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客观评价前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和关于“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三个方面，客观的总结了前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指出中国在前现代时期闭关锁国的状况，传统经济未发生根本变化，并认为在现代化历程中，中国依旧需要谦虚学习。

最后，在与谈环节，张俊峰教授对仲教授从把握学术前沿、掌握学术话语和展开学术对话三个层面对仲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韦伯命题，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特点进行了对话。仲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指出儒家文化对传统中国历史的作用争议较大，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应该要保持自主性，不能人云亦云，要有史料的依据，不可仅凭逻辑推论。此外仲教授对线上师生提出的量化历史的适应范围，白银的特殊地位，以及前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等问题也进行了严谨和认真的回应。仲教授的精彩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