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世界意义

——记“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二）”

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教授发起组织了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系列学术报告。此次学术活动汇集了一批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考古学、民俗学、旅游学等领域的老、中、青知名专家学者，力图从多元的学科、视角、方法来呈现黄河文化丰富内涵，推动构建黄河文化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据悉，2022年6月10日，“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一）”在线上成功举办，取得了良好效果。

6月26日，“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二）”在线上召开，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东吴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等学校100多人与会。

挖掘黄河文化需要我们深刻理解黄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尤其要兼顾文献之外的历史遗迹、图像和口述，重视实地的田野考察工作，在特定时域剖析黄河文化。黄河沿岸保留着丰富的民间信仰，它们是作为黄河流域相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是黄河居民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山西大学文学院段友文教授以《民间信仰谱系的生成演进逻辑——以黄河流域山陕豫河神、雨神信仰为考察中心》为题，从民俗学视角展示了山、陕、豫地区河神、雨神信仰的生成过程与当代价值。段友文教授从谱系学和发生学的角度探究民间信仰的“源头”，追寻民间信仰生成演变的线性过程，并关注其中隐含的民众心理认知。首先，民间信仰的生成根基来自人类的生存境遇，从物的生产和种的繁衍角度出发，进而产生了自然神崇拜、社会神崇拜和生育神的崇拜。其次，民间信仰的产生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河神、雨神信仰是山、陕、豫地区最为典型的民间信仰，然而不同河段所祭祀的河神并不一样。黄河上段主要信仰白龙与黑龙，中段主要祭祀河伯、大禹，下段河南境内主要崇祀金龙四大王，黄河与运河交汇地带则是河神黄大王信仰。第三，山、陕、豫民间信仰与神灵的人格化、世俗化过程，是其融入民众生活的重要途径。神灵世俗化的重要途径是“结神亲”，这是山、陕、豫农耕文化区水资源匮乏的一种象征性表现，使本来的地缘关系变为拟亲缘关系，增强了村际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信仰共同体，这正是社区历史文化延续的内在生命力。最后，段友文教授指出，民间信仰既具有遗产性质，又具有现实功能，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它为解决“现代性”带来的中国问题奉献了地方经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本土文化资源。民间信仰根植于黄河两岸农耕文化的深厚土壤，适应了物质生产和人类繁衍两大生存需求，在当前的黄河文化谱系构建中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是一条自然之河、资源之河，黄河儿女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不断改进生产技术，进行生产贸易活动，创造了灿烂的黄河商业文明。山西大学特聘教授孟伟以《晋商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历时与共时的当代价值转换》为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从晋商文化中挖掘黄河文化的方法及其现实意义，晋商文化应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座伊始，孟伟教授首先提出研究黄河文化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应该从最基础的黄河叙事做起，关注作为自然的、物质的“河”，具体要从黄河母体入手，继而关注黄河沿岸的文化现象。当前对于黄河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和区域性的叙述角度展开，而黄河文化的内在延伸范畴则包罗万象，包括神话故事、宗教仪式、景观标识等各种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同时也包括具有经济属性的国家战略，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发源地。黄河文化的价值体系要呈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要以民族崛起为叙事框架，进行国家符号的构建，同时将中国经济格局的形成囊括其中，即符号化、政治化、经济化、艺术化。其次，晋商是东方民族的经济力量，足迹遍布天下，晋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合伙制”。山西商人的合伙制以是人力资本加货币资本的结合体，儒家文化的合伙制，体现的是“和衷共济”。晋商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在全国多个省市均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晋商文化发源于北宋南渡时期的平阳泽潞地区，移民和商业辐射是文化扩散的动力。晋商文化与黄河文化内涵不同，但一脉相承，高度契合，需要我们在未来黄河文化话语、内涵挖掘中进行整体性考量。

技术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景平研究员认为技术是联结社会与自然的纽带，是治水事业的基础，也是文化开展的前提。他在《黄河上游与河西走廊水利体系中的“洞子渠”——兼论吐鲁番坎儿井的技术源流问题》中指出，技术选择与文化背景关联甚密，河西走廊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延伸区，是沟通域外，传输物产、技术、宗教等的重要桥梁，两者不仅在方言、民俗、社会组织、民族构成方面有密切联系，而且存在紧密的水利纽带关系。黄河上游与河西走廊的洞子渠创建于明初至清中叶，主要分布在黄河、石羊河、黑河和讨赖河流域，区域东西长600余公里，河川引水工程的基本特点是以长大隧道为主，主要有垂直导洞型与水平导洞型，工程目的服务于城市供水系统、深切河谷两岸耕地灌溉和协助军事防御。洞子渠具有独特的技术与工艺特点，可以解决长大隧道选线中的高程控制、多头掘进中的精准对接、砂砾石地层的不稳定、洪水侵蚀后的快速维修以及泄洪与足额供水之间的矛盾等诸多问题，并通过极高的“瞬间人力投入”、较大的人口聚集规模、技术的家族化传承和争夺“最上游”等途径，使其具备塑造社会的作用。目前，关于新疆坎儿井的技术源头仍然存在起源地、出现时间、传播路线、技术传播链条驱动机制等方面的疑问。事实上，吐鲁番坎儿井“单线、无衬砌”的工艺特点，更接近洞子渠而非域外坎儿井，洞子渠也成为吐鲁番坎儿井的技术中转站，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传播驱动机制。据此，张景平研究员提出“中国坎儿井技术区”概念，它涵盖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新疆东部广泛存在以引水隧道为主要标志的水利技术体系的干旱区域，这里不仅是波斯坎儿井与中原明渠技术融合后的特殊水利区域，也是古代东西方水利技术交融的重要区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多民族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场域，因此，黄河也在游牧民族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田宓副教授主讲的《从“单于域”到“米粮川”——清代以来黄河前套平原的族群、水利与社会》，从黄河上游重要支流大黑河的自然状况出发，指出清代以来大黑河流域的开发过程呈现水权秩序建构与蒙旗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随着土地开垦进程加快，逐渐形成户口地、庄头地、善里九旗地、公主府地等多种土地类型，并在这些土地之上出现大量定居聚落。户口地主要分布在上下水磨、二道河、头道河、陶卜齐、苏木沁等村落，公主府地主要分布在太平庄、辛庄子、黑沙图、美岱尔四村，庄头地主要分布在“东三圈”和“西十圈”。善里九旗地主要包括善岱、里素、召上和安民四村。伴随农田开垦与水利建设，在大黑河流域这一共同地域空间内，围绕大黑河上段、中下段等不同河段用水权，村际之间因争水而纠纷不断。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社会自发形成以“村落”为中心的用水秩序，通过制定使水办法、订立用水章程，保证沿岸村社正常的生产生活用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制订《土默特旗大小黑河渠道使水试行章程》对各季用水起止日期做出规定，根据自然条件与水量水源位置和渠道分布情形以段、渠按日分水，废止以前灌渠河道的一切使水章则和制度，借助国家力量的融入和新用水规程的制定，维系流域内诸多村落的用水秩序。通过对大黑河流域用水秩序的梳理，田宓副教授发现基于不同的水权关系，形成了村与村落联盟、段与村、段与渠等多种组合类型，在这一过程中，水权秩序实现了由分散到统一的转变。这为我们探究和理解边疆地区黄河水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此次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兼顾黄河上游和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文献考证与田野考查并重，高度重视黄河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价值，这为系统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做出了有益尝试。

作者：袁文科、赵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