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晚，第54期“鉴知”名家学术讲坛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一层会议室举行。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信息学院祁建民教授在中心做了题为“从华北农村惯性调查看三四十年代的民间信仰”的学术报告，胡英泽教授主持了报告。
       祁建民教授首先介绍了日本惯行调查的背景。日本侵华以后，利用侵占之便，对东北、华北、华东等地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汇集大量资料，形成《惯行调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向向外扩张的道路，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深受西方法律社会学理论影响，一些学者将“共同体”概念引进日本。基于本国文化，“惯调”希冀能在中国大地上寻找到“共同体”，这也是此次调查的目的之一。因此，在“惯调”中多看到“活着的法（其义为习惯法）”一词，也即希望了解百姓生活中共同存在的不成文习惯。
       祁建民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惯调》，对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间信仰进行剖析。同时，利用比较的观点来进一步阐释中国民间信仰的特质。在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国家致力于用神道教来统一民间信仰，而非官方认可的宗教统统斥之为“迷信”。日本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通行的宗教是道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组织的道观道教；另一种是民俗道教。道教与儒教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强调自救和惩恶。在《惯调》中记述道许多村落都有不同的神存在，一个寺庙中可能有五道神，也可能有关帝，还可能有真武大帝等。中国多神杂糅，功利用途较为明显。同时，祭祀组织和场所上也有自己的规定，但每个地域之间又有不同之处。如，在沙井村中，每年五月初五庙上有活动，此会大家自愿参加，并无强迫之求。组织者叫乡头，由出钱最多者担任，除了乡头之外，均被称为散户。担任乡头者，最能显示其对神灵的诚意。乡头与散户之间并无隶属关系，且组织者也不固定。在另一个村子当中，每年都会举行观音会，其会首是由抽签决定的，寺庙的修理是由居住于附近的人来负责修缮。从中、日比较的观点来看，民间信仰体现出组织与非组织、一神与多神等方面的差异。
      报告结束后，中心的师生及同学们就中国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概念的区分、民间信仰与村落空间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