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于我们而言，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是有此种感受的。
2003年岁末一个寒风凛冽的周末上午，我又习惯性地到太原南宫旧书市场去逛荡，本来每次去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看到有兴趣的书籍资料买上几本，或者跟操着一口土话的书商们放开嗓门地侃大山，或者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地静静地去看，静静地去感受，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一种积习。此日，夹着几本发黄的旧书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口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引起了我的注意，倾囊而出的是一堆皱巴巴乱糟糟的契约文书，粗略翻捡，除了一般可以见到的地契、房契外，尚有从未见到过的煤窑契、厕契等稀见文书，我毫不犹豫地付钱后便怀着兴奋的心情打道回府。第二周，书商按照上周的约定又带来两大袋子，此为太原附近清徐县东于村解放前后的档案资料。差不多整整一个上午，我裹着大衣席地而坐，一边是不停地手翻眼观，一边是大脑受到强烈的冲击——从抢救搜集档案资料入手，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从这个上午开始，成为我“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结。
接下来便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具体行动了。经过将近一年时间个人的田野考察和诸多准备，2004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山西大学文科楼大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的学术报告，明确界定所谓的“集体化时代”，呼吁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抢救搜集现存的农村档案：
需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是，1949——1979年这样一个相对我们较近的历史时期，散落在广大农村社会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也在快速地流失和消失过程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发展速度加快，走进田野和农村，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解放以前、甚至是建国以后的旧房舍迅速地被新一代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建筑所替代，有的富裕农民二十几年来甚至搬迁了两次、三次（乡、镇、大队、村委会也是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旧的农民住宅，甚至是在相对偏僻的地区还可以看到个别古村落，但那毕竟属于少数。很可能，当你走进这些旧的农民住宅和古村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已是“人去楼空”，甚或“人去村空”，他们已经连人带物搬迁别处，留下来的只是闲置的、有些可能是作为旅游开发的景物。可怕的是，每一次的搬迁总伴随着一次物什更换，同时也是一次文献资料的散失，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地方文献在农民搬迁过程中不经意地不知流向何方，也许汇聚到了废品收购站和造纸厂。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深为痛心和遗憾的事情。只要我们具有“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关怀，只要我们具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良知，就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参见拙作《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第86—87页。）
如今重读这段文字，仍然感到那样的激情与激动。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素有重视地方文献资料搜集的学统，也有一支年富力强严谨治学的队伍。近十年来，我们下大力气抢救式地搜集散落在基层农村的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师生常年累月，不辞劳苦，栉风沐雨，寒暑不辍，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深入基层与农村。一茬又一茬的研究生毕业离校，一批又一批的档案整理入柜，每一位在中心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都经过了搜集整理资料的学术训练，都有一份田野工作的辛劳与收获，真可谓甘苦备尝，冷暖自知。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整理以山西为中心的近200个村庄集体化时代的档案资料，数量当在数千万件以上。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创办了一个“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览馆。“我们并不是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将其视为‘红色文物’期望它增值，实在是想为中国历史及其研究留下点东西，尽一份当代学人的社会责任”。
自2008年10月“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开放以来，来自海内外的学界朋友、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更有我们不能忘记的档案所属地的干部和普通农民络绎不绝地来中心参观。近日，本展览又被授予“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荣誉称号。各方人士对此工作表示赞叹甚至是震惊，也有人不时地追问怎样搜集到如此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对此，我在一个学术座谈会上这样讲过：这批农村基层档案的发现、搜集、整理，我们并不是用钱买来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不是用钱买来的，而是靠师生常年累月辛勤的工作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换来的；我们是自己称作为的“集体调查”，而不是个人的零散行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心血来潮的盲目行为。应该说，集体化时代的大量基层档案仍然散落在城乡各地，目前的工作只是小小的一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全体师生会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的坚持做好这个工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为保存中国农村有史以来最为系统和完整的档案和文献资料，竭尽我们的心和力。
也有学界和出版界的朋友提议，在现有基础上应当出版相关成果，说实话，起初我是没有太大把握的。这是因为，坊间已有的有关基层农村档案整理的书籍也有几种，或只有档案目录而没有具体内容，或选录、甚至全录具体内容，而本中心此类档案资料实在数量庞大，一时又不可能成批整理出版，经过与中心其他同志们的多次讨论，我们在展览馆的基础上，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曰《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正如出版社印在封底的介绍所言：“本书左图右史，以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力求呈现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历史画面。本书主要取材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搜集的农村基层档案，结合相关文件、报纸，时间为序，事件为类，从海量文献中选取精华，以典型材料反映这一段并不遥远、但已陌生的历史”。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的出版，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学术座谈会，专家学者肯定鼓励有加；一些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多有宣传报道，《中华读书报》发表《史学界发起对“集体化时代”史料的革命》一文，在头版头条呼吁“历史研究应该眼睛‘朝下’”；在《看历史》杂志社和腾讯网主办的“国家记忆”活动，该书又被入选“2011年度历史图书候选书目”。当我接到该书责任编辑岳秀坤先生的信息，查看有关网络的时候，又一次地感叹道：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本《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可以看作为《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的姐妹篇。此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师生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集体化时代研究的论文结集，算是我们研究工作一个起步，也是一个小小的汇报。
行 龙
2013年岁末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