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1992年8月1日，至今已近而立之年。三十年风霜雨露，三十载春华秋实，如今的中心呈现出一派士马生风的蓬勃朝气。我于2008年7月正式进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工作，倏忽之间已历十三寒暑。十三余年，近五千日夜，与中心时刻为伴，浸润其间，受益无穷。“三十年间”之于中心，诸多行之有效的科研传统值得总结继承；“十三年间”之于我，成绩虽微不足道，但年华流逝中产生的一些个人感悟却也有一书的必要。

一、三十年间

中心是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一支研究理念鲜明清晰、研究方向稳定合理、学术梯队传承有序的科研队伍，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总结起来，个人认为，以下三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长期发扬。

其一，应高度重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者行龙老师对此有过精辟全面的总结：“我们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已经过去的社会事实的文献收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进田野社会，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可以把被研究对象集中在一个村落、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些活生生的对象存在我们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只有走到田野里去。另一个集中体现在对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和利用上。我们也要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那样，深入民众，深入田野，深入社会，力求去体验去观察日常社会生活是怎样发生和相互关联的。……简而言之，搜集地方文献和田野体验是我们进行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的两个主要目的。”（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修订版，第103页）我们中心的同仁们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回顾过去，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的指导之下，我们建成了国内外著名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中心，数量以千万计，涉及村落数百个，产生出大量高水平研究成果，毫无疑问，这些丰富资料必将持久发挥重大学术价值。

本人服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理念，并将其贯彻于个人的研究实践之中，内心常以“无田野经历不外投论文”自律，可以很自信地说，近些年本人发表的几篇较为重要的学术论文均有田野工作经历，切实尝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甜头。记得2013年3月下旬，为推进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进展，我只身一人用7天左右的时间赴山陕多地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与访谈工作。在陕西凤翔，徘徊于东湖之畔，遥想当年苏东坡疏浚东湖的情景，深化了对东湖水域形成史的理解，对东湖空间结构的把握较之文献也更加深入了一层；在黄河禹门口，遥观来自山陕峡谷间的滚滚黄流至此摆脱束缚、奔涌而出的情景，对“骆驼巷”堵塞后主流东摆致使汾河入黄口上移并最终影响到河津老城安危的内在逻辑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荣河老城，搜集到的《宝鼎沧桑记》一书对于深化黄河对荣河老城影响的理解并把握民国间的移县纷争提供了巨大帮助。也记得2015年6、7月之交，为探讨清代榆林城市水患问题，独自赴陕北榆林开展田野调查的情景。在长城塞外沙滩区的徒步调查访谈大大加深了对榆溪河上游河流生态变迁的认识；在榆林市档案馆和榆阳区档案馆搜集到的《图开胜迹》、《榆林县地名志》等书也有力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还记得2017年5月间，为推动1950年代崞县治所迁移问题的研究，赴山西原平开展了多天的田野工作。在崞阳镇这一座遗存县治中，庄严的文庙大成殿依然矗立于原地，元代大德年间的重修文庙碑也完整保存，旧时的城墙虽然大部倾圮消亡，但残垣断垒仍向我们诉说着其往日的辉煌，城南的普济古桥是山西现存最古老的桥梁之一，从桥面人车分路而行的条石和深深的车辙印痕依稀可见古时这里毂击肩摩的繁忙景象。这些历历在目的田野经历大大推动了我的科研工作，也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的强大生命力。

其二，应坚持好“鉴知”系列学术讲座制度。大约十年前，在行龙老师筹划下，中心开始举办以“鉴知”为名的系列学术讲座，包括“鉴知”名家讲坛（主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中心主讲学术报告）、“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主要由中心教师主讲学术报告）、“鉴知”研究生论坛（主要面向硕博士研究生）。其中“鉴知”名家讲坛为不定期举办，至今已举办110期；“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每两周定期（一般定于周三晚上）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至第136期，中心教师先于每学期之初将报告题目报送至中心，排出日程表，随后便依序举办，雷打不动；“鉴知”研究生论坛起初面向中心在读硕博士研究生，每学期举办一次，一般定在期末，时长1天，自去年开始扩大至山西省高校中国史研究生（实际上亦有相当比例的省外高校硕博士生参加），2022年1月初将举办第25届了。实践证明，“鉴知”系列学术讲座制度符合本中心的实际，对于扩大中心学术影响力、推升中心同仁学术水平、提高中心研究生学术能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一制度目前已在国内史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应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仅以本人多年来参加“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的经历言之，我是于2012年3月28日首次参加这一活动的，这次正是初创伊始的第3期，记得我报告的题目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视野下的城市研究》，内容是关于自己下一步开展城市研究的一些思考。此后我分别于2013年4月10日、2013年10月31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11月26日、2015年6月3日、2015年11月18日、2016年6月15日、2017年4月12日、2018年6月6日、2019年4月24日、2019年12月4日、2020年12月23日、2021年10月13日主讲，凡14次。对待每一次报告，我是十分重视的，一般会提前较长时间考虑选题，认真撰写初稿和PPT课件，认真选择与谈人，自认为大多数报告会的效果是较好的，含金量较高，从师生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收获了很多，很有利于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所以报告的内容有多篇已在较为重要的刊物上发表，有些正在修改、投稿过程中。记得我在拙著《旱域水潦：水患语境下山陕黄土高原城市环境史研究（1368—1979年）》的后记中写道：“这部书稿中的部分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中多次汇报，中心成员均提出了不少中肯并有助益的建议，在此谨向胡英泽、张俊峰、马维强、常利兵、赵中亚、郭永平、韩祥、曾伟、王帅等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话语实在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对于鉴知系列学术讲座制度的切实感悟。

其三，应重视团队建设，“抱团取暖”。科研团队是以科学研究为内容，由专业互补、志趣相投而相互承担责任的科研人员组成的群体，组建培育科研团队有利于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思想和科研成果，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有利于提升学科水平、促进学科成长。就高校科研团队而言，大略可分为项目团队、学科团队、师生团队等类。三类团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项目团队面向科研项目，重在发现新见解，培育新成果；学科团队以学科发展需要为导向，具有明确的学科方向，担负着提升学科水平、培养师资队伍的任务；师生团队则以人才培养为导向，重在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方法、提升科研能力。

本中心向来高度重视团队建设，我们从中心处于山西大学这样一所中西部高校的现实出发，强调我们所开展的社会史研究应“以山西为中心”，应将学术论文首先写在三晋大地上，由此逐渐形成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我们不但推出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区域社会史研究”还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真正做到了教研相长。多年来，本中心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水的社会史研究”“历史时期地权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产生较大学术影响力，实际是在“区域社会史”大团队之下孕育成长起来的次一级团队，每一个团队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有序的团队带头人、科研骨干和科研梯队，未来可期。2016年“沁河风韵”系列丛书的出版可谓又一件团队协作的佳话。2014年春，山西大学成立“八大协同创新中心”，其中的“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由行龙老师主持。在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学者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研究的计划。期间我们多次举办“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并于2014年暑期一行30余人开赴晋城市展开为期10余天的田野考察，烈日炎炎、热火朝天，收获颇丰，而上述努力的最终成果即是“沁河风韵”系列丛书的出版。正如行龙老师在丛书总序中所说：“‘沁河风韵’是一套31本的系列丛书，又是一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31本著作，一律聚焦沁河流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态、旅游、城镇、教育、灾害、民俗、考古、方言、艺术、体育等多方面，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沁河流域学术研究最具规模的成果展现，也是一次集中多学科专家学者比肩而事。‘协同创新’的具体实践”。我想，这段话不仅是对系列丛书的肯定，更是学术团队协作攻关之优越性的体现。

二、十三年间

我自2008年7月入中心工作以来，十三年间取得的科研教学成绩实际是微不足道的，绝无“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胜利者心态，不过回望十三年间走过的科研小径，一些感悟却又会时常涌上心头。

我是于2008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硕士阶段师从安介生先生，博士阶段师从葛剑雄先生，博士学位论文开展的是山东半岛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不论是专业背景还是研究地域，与山西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毕业前夕我听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设立了历史地理学的硕士点，这里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当时在学界也已颇具影响力，认真权衡之下，遂决定入职于此。入职伊始，我继续开展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但关照地域逐渐从山东转向山西；与此同时，努力寻求个人研究所长与本单位主打方向之间的契合点，逐渐确定以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水患研究作为主攻内容，由此确立了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方向。可以说，自参加工作以来，本人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全是围绕历史城市地理与城市环境史两个方向而展开的。

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发展最为成熟的分支之一，在学科理论、实证研究等方面均积累了大量成果。总体而言，已有成果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高度关注古都名城或经济职能较为突出的“典型”城镇，表现出一定的“特殊论”倾向。相形之下，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一般治所城市被明显忽视，从而成为“被遗忘的多数”。其二可称为“体系论”倾向，主要表现在区域城市群体的研究上，学者们的兴趣点在于探究某一特定区域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联系。这个领域中的某些成果默认中国自古即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城市体系”，将现代城市地理学关于城市体系的研究议题机械地套用到历史时期。基于以上两种倾向，我认为应将地方治所城市视作既不同于古都名城也不同于工商市镇的重要的聚落类型，力避“体系论”倾向，从治所城市聚落本体的内在属性出发凝练研究议题，大力开展历史时期区域治所城市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认为“应重视城市比较研究”“应重视历史地理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应重视长时段视野下的过程研究”。这些年来，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包括项目、论文、专著在内的多项成果，此后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国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在国内自身学术发展脉络与国外城市环境史浸染的交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目前仍属新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与西方学界相近，大多集中在生活用水、水质污染、能源问题、大气污染、垃圾、粪便、传染病等议题上。不过，基于我国悠久的城市历史以及不少城市中普遍存在水患现象这一事实，学界对城市水患史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这些成果大体表现出四个特点：其一，在研究对象上以古都名城为重点，对中小城市的关注明显不足；其二，在研究方法上以单体城市研究最为突出，区域性城市群体研究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其三，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社会变迁取向的研究；其四，相当一部分成果在研究理念上仍可归为粗放性的“灾害—应对”式的线性研究。总之，当前国内学界尚未从根本上形成从环境史角度对城市水患进行研究的学术自觉。基于此，本人主张应大力开展环境史视野下的城市水患研究，并认为至少有四类议题值得探究，一是城市水患的发生与防治研究，二是作为环境灾难的水患迁城研究，三是洪水之于城市的利害相生特性研究，四是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在民众生活中的角色研究。入职以来，本人在该领域的成果相对丰富一些。我觉得，这个方向既切合学科前沿，也具有现实意义，是值得进一步大力开展的研究领域。

我是个手懒的人，如果说十三年间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话，完全是在中心诸位师友的帮助下取得的，更离不开中心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催人奋进、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环境。在中心成立三十年之际，我怀着感恩的心祝福中心，愿我们的中心在下一个三十年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