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十年又过去了，中心已是三十而立。中心增了十岁，我也长了十岁。回顾三十年的历史，这十年中心的发展实在不易，中心的坚守难能可贵。在我看来，有组织的科研、学术制度建设、研究条件改善最为重要。

有组织的科研或许是中心的学术传统，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术传统常常以集体的形式实现。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即由乔先生与众弟子集体完成。2008年10月，为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中心在西山召开学术会议，群贤备至，少长咸集，会议盛况历历在目。当时，杨念群教授谈及乔先生的学术贡献与特点时曾指出，大多开创性的著作（教材）是独著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具有开创性，但它是以集体式写作呈现的，而且能够流传下来，可谓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及大型系列丛书的出版是突出的、有组织的科研活动。2014年，学校为推进学科建设，着手建设“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行龙师牵头组织成立“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2014年6月，“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鸣锣开张，行龙师主讲第一讲。以学术工作坊为纽带，学校内部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教育学、体育学、美术学、生物学等10多个学科的师生汇集一堂，开展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研究。2014年7月29日至8月8日，夏日炎炎，酷暑难耐，“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师生们前往晋东南沁河流域开展集体调查，是中心“走向田野与社会”延伸到学校其他学科的表现。通过这次多学科、集体式田野调查，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搜集文献，走进现场，收获很大。集体考察之后，还有一些分课题组对沁河流域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2016年11月，《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学会议中心举行，行龙师主编、多学科教师参与写作的《“沁河风韵”系列丛书》计31册，是集体合作的一项重大成果，得到了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田野考察也好、出版丛书也好，所有经费都由协同创新平台负责。不少参与“沁河风韵”的青年教师出版了具有特色的专著，籍此而晋升职称，这当然是后话了。

“教研相长”七书的出版是另一突出的、有组织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成果。2007年，行龙师主讲，韩晓莉、张俊峰、苏泽龙、胡英泽、常利兵、马维强、郝平依次按序讲授共八讲的《区域社会史导论》评为国家精品课程。随之而来的是教材建设，2008年行龙师和大家一起讨论教材的整体框架以及各章的主要内容，当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各章节讨论的详略程度有别。成于众手，风格不一，内容颇多重复，形式难免杂乱，根据行龙师的安排，我负责《区域社会史导论》的初审、统稿，对此，行龙师在该书后记里还专门说明。在写作过程中，有存在畏难情绪者，有缺乏积极性者，有思路不清晰者，几经反复，四易其稿，直到2018年，才与其他书目一起出版。另外，在规划“教研相长”七书时，行龙师又嘱我与张俊峰共同主编《区域社会史导论读本》以资参考学习。

2018年9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教研相长七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虞和平、李伯重、李长莉、赵世瑜、杨念群、李金铮教授应邀赴会交流，会上诸位教授对中心几代人的学术传承、有组织的科研、团队建设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李金铮教授的发言至今印象深刻，他说：“第一，“教学相长”成就卓著。所谓教研相长，是教师在教学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教学。学生在学习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进行学习。这样形成相互合作的教学和研究成果。这套丛书都是典型的教研相长的结果。比如《中国近代社会史》，这本书是作为中国社会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教科书的经典，这是乔志强先生开创的和研究生合作的结果。《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是国家精品课程，是行龙老师和博士生、硕士生共同合作的结果。第二，学有师承继往开来。从这七书以及其他出版的成果来看，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这里的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非常突出师承的脉络，达到一以贯之的高度。每一代继承前辈的同时，更加有博采众长。”

有组织的科研、集体式的合作并不排斥个体学术研究的独立性。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田野•社会丛书”第一辑，其中包括郝平的《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张俊峰的《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及我的《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这次集中亮相得到学界的认可。2018年，中心又出版了“田野•社会丛书”第二辑，包括行龙师的《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我的《凿井而饮：明清以来黄土高原的生活用水与节水》、张俊峰的《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苏泽龙的《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周亚的《晋南龙祠：黄土高原一个水利社区的结构与变迁》、李麒的《社会变革时期的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Y市法院1950—1965年民事档案实证研究》、马维强的《双口村：集体化时代的身份、地位与乡村日常生活》。如果说第一辑的主题侧重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方向，第二辑的重点则是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

有组织的科研、集体式的合作还拓展到学术共同体。“田野社会丛书”第三辑中，除了常利兵的《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李嘎的《旱域水潦：水患语境下山陕黄土高原城市环境史研究（1368-1979）》，还包括与中心长期合作的安介生教授的《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祁建民教授的《自治与他治：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和水利秩序》。相信，有组织的科研、集体式的合作在立足中心、围绕山西的基础上，会更加开放和多元。

中心的学术制度建设，我参与其中，体会很深。2013年4月，我开始担任中心副主任，如何做好工作成为心头大事。

一是“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这是中心的青年教师学术交流的平台，最初由行龙师提议设立，起于2010年4月，行龙师作了题为“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的首场学术讲演，到2013年4月，“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举办了15期。我和大家商议，工作坊要常态化、制度化，于是定于每周三晚举办一次。后来，有段时间大家觉得过于频繁，改为每两周一次。其间，有的老师或要照看小孩，或称病住院，不参加或很少参加工作坊，但该他演讲的时候人得来。无论阴晴风雨，不管人多人少，这样坚持下来，到2018年11月，工作坊举办到第100期，特邀行龙师演讲，以示隆重，以表庆祝，以志纪念。“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成为中心的青年教师发表新论、相互砥砺的熔炉，也成为培养、教育学生的展台。同时也是校内外青年才俊学术交游、建立深厚情谊的平台。2021年末，工作坊已举办至138期，到目前为止，“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已是中心的一项学术制度，一个学术传统，是山西大学文科院系及研究机构最有影响的学术品牌之一，受到了广泛关注。

一是鉴知研究生论坛。学生培养，兹事体大。随着中心规模的扩大和研究条件的改善，定期举办研究生的学术性论坛的条件日益成熟。2009年5月16日，中心举行了首届研究生“鉴知”论坛，旨在强化学术氛围，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马维强最先负责这项工作，接着李嘎负责，再后来是郭永平、韩祥。论坛每学期举办一次，到2019年1月，也就是放寒假前，经过十年的坚持，研究生论坛举办了20届，2022年1月举办了25届。参加的学生仅局限于中心内部，最近两三年逐渐扩展到省内高校的研究生、全国高校的研究生。讨论的形式也不单纯是老师点评，鼓励学生相互点评，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批评能力、学术风范等。

一是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每年放寒假前，中心都要组织研究生开题及论文预答辩。博士论文预答辩起于2008年，学校有统一要求，当年我正好毕业，在旧图书馆十层参加了预答辩。学校对硕士论文预答辩并没有硬性规定，但从2008年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对博士、硕士毕业论文进行预答辩，并且逐步开始送外审，其他专业并未实施，其他学院也较少实施。此后，学位论文的质量日益受到重视，硕士毕业论文必需经过预答辩、送外审通过方可答辩，对于中心而言已是平常事了。在放寒假前的预答辩会上，有些学生的论文问题突出通不过答辩，学生就要利用寒假时间抓紧修改，开学后再给一次机会，这样严格把关就在制度保障了学位论文质量。

中心在培养学生方面要求严格。这种严格，在有的学生看来也可称为“苦”。从我们这一茬开始，行龙师带学生强调围绕论文题目搜集资料和田野考察，苦不苦也没觉着就这样过来了。到了后面的学生，进入中心后要搜集、整理、扫描资料，还要编目、录入，鼓励学生从中发现问题，开展研究。有些学生甚至有些老师对此有看法，认为来中心是学习的不是搜集整理资料的，因此有些情绪，甚至发生了一些为搜集资料而搜集资料、匪夷所思、变了味的事。同时，中心在培养过程中对研究生要求严格，又是研究生论坛，又是读书会，又是预答辩，又是值班，这样一来，再叠加上院、所关系的因素，一些研究生对中心就望而却步。但正是有了学术制度的约束，有了学术风气的熏陶，一茬又一茬的学生经过严格培养，或走向工作岗位，或继续攻读博士。离开中心再看中心，他们对中心严格的要求应该体会更深。

中心主办、行龙师任主编的《社会史研究》连续出版，从另一个方面形成中心学术制度的重要一环。刊物最初采取专题形式，由中心老师轮流负责组稿，每期辅以专题性资料刊发。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由张俊峰、李嘎专门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刊物每年出版两辑，持续推进。我的一篇论文《引渠用汲：明清黄土高原日常生活用水研究》由日本著名的水利史学者森田明先生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东洋史访》，当时收到森田明先生寄来的刊物还有些诧异，说明刊物是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的。最近，有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办刊质量日益提升，学术影响逐渐扩大。

中心在现有条件下为老师和学生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和学习环境。2014年前后，学科建设经费还可使用，中心的档案室安装了为恒温恒湿设备，更换了档案柜。图书资料室安装了密集书架。师生的工作室、图书室、教室都安装了空调。有段时间，我发现来中心学习的研究生变少了，了解情况后得知，研究生工作室的电脑设备陈旧，也没有无线网络，不如在宿舍学习方便。我随即安排把旧电脑更换为新电脑，并且在中心安装了无线网络设备。中心原来的热水器属于老旧型，不但水质不好，隔三差五还出现故障，于是中心安装了净水器、购买了热水壶，大家喝上了好水。不求师生一天二十四小时来中心学习工作，但求来中心的老师、学生多一些，老师、学生多在中心呆一会，少在家里、宿舍里呆一会，那学生就不会荒废学业，老师就会懈怠事业。

2016年11月，中心邀请侯旭东、吕文浩来学术交流，我先后两次同文浩谈及改善中心研究生学习条件的做法、想法。后来，文浩说我的想法与清华大学罗家伦校长的思想暗合，专门发给我罗家伦的演讲《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西文专门的书籍太少，中文书籍尤其少得可怜，这更非积极增加不可。我以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 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文浩的提点是为了鼓励，罗家伦的思想本人难以望其项背，但为中心师生创造相对优良的学习工作条件的确是我真诚的想法。对此，我印象深刻的是硕士研究生李园园毕业论文的后记：“三年时光，每天穿梭于中心、食堂、宿舍。虽然有时也会发牢骚生活咋如此枯燥，但回想起来却是满满的不舍。中心不仅仅是我们学习的场所，更像是我们的家。我时常开玩笑的说：‘中心要是有床，我晚上也睡这。’在这个家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舒适的学习环境。”

2016年之后，受学校大环境影响，中心经费奇缺，仅维持基本运行。2017年中心门厅一角因雨水浸泡、风吹日晒出现裂缝。2018年八、九月份，门厅已经严重破损，快要掉下来，存在安全隐患。我向学校有关部门打了维修请示报告，一年未果。2019年教师节前夕，黄桂田校长和学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中心慰问我，询问我有什么困难，我硬着头皮拿出请示报告给黄校长看，黄校长现场办公，督促落实，国庆节开始动工，封冻前竣工，中心门庭焕然一新，外墙贴砖整齐美观。行龙师很高兴，提议举办一个简单的庆祝仪式，门庭是中心的门面，破败不堪我们心忧，光大门庭我们高兴。

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师友的帮衬和对外学术交流。祁建民教授、邱仲麟教授、安介生教授为人谦和，待人真诚，学养深厚，近年来围绕山西、华北的研究和中心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李中清教授、康文林教授、李伯重教授、倪志宏博士量化史学团队与中心的合作是一个新的尝试，中心如果要想走向国际，还要做很多工作，还有很长的路的要走。

“初心易得，始终难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也常常谈及中心的初心是什么，每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初心是什么。但有一点能说明问题，就是中心的一些研究室晚上会亮着灯光，节假日会有人，这是希望之光，守望之心。常利兵、李嘎晚上、节假日来中心最多，当然还有我。现在，行龙师沉潜于刘大鹏研究，成了中心最勤奋的人。

行龙师曾以“努力，和谐”四字要求中心各位老师，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不要瞎折腾，乱搅和。中心的学术制度基本确立，学术传统已经形成，这些基本架构，相信不会因人废事，一代一代会传承下去。

胡英泽    2022年2月2日于鉴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