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长路漫漫，吉凶难卜，不过，若有明灯以照，则可坚定信念，少走弯路。回首大学本科到博士的十年求学路和毕业后十多年的工作历程，我的成长、进步都离不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培养和教育，它就像我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指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笃定我坚守学术之心，示范我带好学术团队。

因水结缘

我的学术“初体验”是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这比起现在从大二开始即可跟随导师开展科研训练，甚至从大一入学即有学业导师指导，简直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初，也就是“非典”爆发的那个春天，张俊峰老师拿着一本复印的《重修通利渠册》给我，说可以这份资料为中心来撰写毕业论文。他怕我受到已有研究成果的影响，让我直接从史料的阅读中发现问题。随后的两个月，我仔细推敲文献，写了六七十页稿纸，顺利完成论文《明清以来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以通利渠为例》。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发表时将题目中的“明清以来”改为“清末”。作为人生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能刊发在CSSCI来源期刊，无疑我是幸运的。当时未曾想到的是，这一看似偶然的“引水上身”，却成了我此后近20年的研究方向，冥冥之中，又似水到渠成。如果把这个选题放置于中心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早已成为这条大河中一条奔流的小溪。

2000年，行龙老师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今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6期发表《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一文，紧接着，又在《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发表《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在学界正式吹响了“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的号角。同年，张俊峰老师也在《山西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一文，可以看做是中心以团队力量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象征。这一研究的切入，正是抓住了山西这个区域的特色，也就是“水”的问题。并由此引领了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水利社会史研究，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2003年，我硕士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导师李令福先生也是从事水利问题研究的专家，我的硕士论文也自然地以水为题，只是在研究区域上从山西跨到了陕西，在研究时段上从清末延伸到民国，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鉴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视角来审视水的问题。

在西安读书的三年期间，我与母校和母校的老师也保持着较多的联系，这让我在历史地理学的视阈之外，始终能够多一些社会史的关怀。2004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陕师大举行，行龙老师带领团队成员郝平、胡英泽、张俊峰等参加；几个月后的暑假，我又作为“编外人员”参加了中心和中山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机构联合举办了“第二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期间，研修班师生一同在洪洞、临汾开展田野考察，并且在临汾龙子祠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水利文书档案。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不期而遇，后来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2005年上半年，胡英泽老师到陕师大史地所做青年访问学者；2005年9月，张俊峰老师到陕师大参加“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学术研讨会；10月，李令福老师又带我到太原参加了“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较为频繁的学术往来与交流，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心的研究动向，更拉近了我和中心的心理距离。于是，在面临考博的抉择时，我选择了“回家”，回到曾经熟悉，却又充满很多未知的地方。

2006年，我考入行龙老师门下，开始了三年的博士学习。这一时期，中心的田野调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收集了大量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面对这些前所未见、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行龙老师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提出应将社会史研究延伸至集体化时期，并在当年举行的“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上提交了一篇全面介绍中心所藏资料的文章——《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再一次引领了一个新的学术潮流。与此同时，中心几位硕博士的选题也开始聚焦于集体化时代。鉴于我有水利史研究的基础，行老师建议能否利用中心收藏的龙祠水利文书开展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和文献爬梳，我接收了行老师的意见，决定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水利社会史研究进一步下延至集体化时期，博士论文的题目拟定为《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水利与社会变迁——以晋南龙子祠泉域为例》。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又是在长时段的视野中来审视“集体化时代”，通过集体化前后的对比来观察水利社会的变与不变，并去揭示其背后的原因。

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但龙祠水利的研究一直在继续。2011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的“黄土高原水利社区的结构与时代转型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2018年，研究成果《晋南龙祠：黄土高原一个水利社区的结构与变迁》被列入中心“田野·社会”丛书第2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算是对我十余年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2019年7月，在云南大学参加第二届水域史工作坊“从水出发的中国历史”，席间，有同仁拿着新出的《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十七卷第一期）给我看，原来本卷刊发了一篇对我那本小书的书评，文中这样写道：“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亚对于整体史研究的某种尝试，力图对水利社区的结构进行历时性研究。在作者看来，整体性的‘水利社会史’显然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可以进行具体研究的对象。”“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所见，周亚是第一位试图对水利社区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学者”。书评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从未谋面，应当是基于内容本身给出的判断，在此意义上说，能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那是我所无比欣慰的。

探究“绝学”

2013年，郝平老师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后，在学院成立了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我成为这个中心最早的几位成员之一。民间文献中心的成立，就是要对标社会史中心，在文献的收集和研究领域上更集中于集体化时代以前的历史时段，与社会史中心实现互补。2015年，孟伟老师加入团队后，进一步凝练民间文献中心的研究方向，形成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区域史研究和以明清山西商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两大研究领域。并且，依托刘建民先生收藏的一批山西商人史料进行了一轮文献研读（这批文献于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名为《晋商史料集成》）。

全新的文献，对每一个成员都是考验。它的系统性如何？它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它能在哪些方面推进已有的研究？它能否撑起一个研究领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读懂它，并形成研究成果？原来的研究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而且必须尽早做出选择，要么开启一条新路，要么固守已有的研究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老师选择了退出，有的老师选择了留下。我不知深浅地选择了后者，决定研究票号。可它的难度，不亚于“二次创业”。以至于当友人得知我要研究票号时，打趣地说，票号研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果，而且研究来研究去不就是“**结”，你能搞出什么新花样？并劝我尽早收手，做别的研究。

一边是新史料的无限诱惑，一边是不确定的未来预期。我想，只有亲自去尝试，才能知道结果梨子的味道。就像社会史中心，十年之内能够两次引领学术潮流，既是基于研究形势的准确预判，更是团队成员久久为功的结果。更何况，历史研究从来不是预设一个结论，然后去找材料证明它。相反，应当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研读，归纳总结出可能的结论。事实上，与票号研究的火热状态相对应的，却是票号史料特别是票号原始文献的利用不足。也就是说，真正基于史料开展的票号历史研究并不多见。但是，前辈学者整理出版的相关史料已过去二三十年，何以遭受如此冷遇呢？原因只能是在文献的释读上出了问题。因为票号文献中会出现大量专业术语以及地方社会的俗语、俚语、简称等，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大大影响文献的阅读。面对前人同样面临的问题，我们借助今天海量的信息库，更利用团队的力量集体攻关，相信能够取得新的突破。2019年，我主持申报的“票号民间文献整理、释读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资助，至少说明，这种基于原始文献的票号基础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决心，继续沿着这条路去探索未知。

带领团队

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学校文科科研机构中的表率。记得当年在中心读书时，行龙老师每每以斜对面彭堃墀院士所在的光电所为标杆激励大家。事实上，中心在学界也享有很高的盛誉，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中心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做法成为我在学院开展团队建设的重要参考。

民间文献中心成立后，我负责团队的日常管理和运行工作。中心为虚体机构，规模虽不大，但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对外交流等一个实体研究组织所涉及的工作任务，我们都得同样面对。因为没有专职行政人员，所以，这些工作都是由每一个团队成员各挡一面，充当着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不过，背后有学院这个大舞台，旁边又有社会史中心作为榜样，我们的各项工作也进行得较为平顺稳当，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先是依托学院“河汾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开设讲座，后来又创立了“民间文献与山西商人研究云端讲坛”“金融货币史大讲堂”等交流平台，以线上形式为主开展学术交流，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另外，我们还积极筹备了一本辑刊平台——《民间文献》，即将在2022年迎来首发。

在人才培养方面，将日常的读书会、讨论会和寒暑假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培养体系，并设立“中国传统村落田野调查报告征文”活动，让中心的学生与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在田野调查上，我们曾先后在黎城和武乡设立研究调查基地，开展了普查式的田野作业，完成了所在区域600多个村庄的逐村调查工作。在此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同研究、同讨论，创造了良好的团队合作模式，不仅锻炼了研究队伍，而且增进了团队情谊，凝聚了团队力量。为了培养更多的民间文献领域的青年人才，扩大中心的学术影响力，我们还举办了“民间文献高级研修班”，先后在榆次、武乡、平遥举办了三届，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00多位师生来到这里研习、考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为了进一步凸显中心的培养特色，我们还组织编写了《山西民间文献概论》教材，为本科生、硕士生开设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课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实现教研相长。

在科学研究方面，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心成员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郝平老师主持的“中国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与异地扶贫搬迁中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获批2017年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孟伟老师主持的“山西票号原始文献整理研究与遗存保护数据库建设”获批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孟伟老师主持的“明清以来白银货币演变史”获批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本人获得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资助。几年来，团队共获批3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由于团队成员的优异表现，民间文献中心于2019年获得了山西省“五四青年奖状”的集体荣誉。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更何况我们当下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像社会史中心那样，要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集腋成裘。作为后来者，有社会史中心这样一个“前辈”和优秀的榜样在身旁激励着我们，何尝不是一件幸运而又幸福的事。

作者：周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