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4月来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个大家庭，至今已有六年半的时间了。回顾在中心的六年多时光，感触颇多，每每临笔，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明年是中心三十周年大庆，写下一点文字，既是对过去六年工作的回望，也是对庆典盛事的纪念。
2014年12月，博士论文答辩结束。有一天，导师郑振满教授告诉我山西大学有招聘的机会。于是我郑重的将简历投到山西大学人事招聘网站。差不多在过年前两周的一天，接到山西大学人事处的电话，告知了面试的时间和地点，便第一次踏上了山西的土地。
一、结缘中心
从飞机上俯瞰太原城，规整的街道有如棋盘。从机场出来，灰蒙蒙的天，空气中还能闻到刺鼻的煤烟味。当晚入住北张的民宿，坑洼的铺装路面，粗大的暖气管横跨半空，道路两旁是琳琅满目的商铺招牌。透过院墙，还能看到居民用小锅炉烧煤供暖，展示着北方特有的烟火气。
第二天上午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韩祥兄一起来到社会史中心，胡英泽老师开门迎接，并带我们去面见行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行老师，先生和蔼而威严，招呼我们坐下，开门见山的介绍了中心的发展概况、人才待遇等情况，同时还询问了我们的个人情况。聊天结束后，行老师又带我们参观了中心的小会议室，墙上挂满了中心师生田野考察的照片，东北角是乔志强先生的雕塑，北边靠墙的书架，整齐的摆放了中心历届硕博士论文、历年的出版物。韩祥兄进来后，毕恭毕敬的向乔先生的塑像鞠躬行礼，后来才知道他的硕士导师正是乔先生的弟子。临行前，行老师向我们赠阅《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和《风华正茂》两本书，这是我与中心结缘的开始。面试结束后，我就在太原至南昌的火车上，一边捧读这两本书，一边望着窗外覆盖着积雪的黄土高原，《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像”的场景迎面而来。脑海里闪动着《走西口》和《黄土高坡》的旋律，浮想着远方的未来。
寒假结束之后，再次回到厦大，打点完行装，跟郑师辞行。在浪琴苑的家中，郑师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并特别讲到“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的行龙老师事业心很强，平台不错，在那边会有一番作为。”这是导师对我的激励和鼓舞。
清明时节，在老家祭祖完毕后，我便于4月10日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临别之际好友赠诗一首“廿年读罢苦寒窗，学业终成做栋梁。才甘石阶踏青草，便随明月饮离殇。孤蓬日暮征帆远，碧树天涯学路长。晋山晋水虽善美，萍川萍土是家乡。”这次北上的景色与冬日截然不同，华北平原上绿油油的麦苗，显露着盎然的春意；娘子关内桃花盛放，宣示着春天的到来。刚下火车，朝阳初升，春风送爽。在郭永平老师的引导下，在文瀛食堂吃过早餐后，便来到中心。在中心拜会行老师，一番寒暄之后，行老师便嘱我去人事处办理手续。经过一上午的忙碌，正式入住德秀教师公寓，开启了在中心的执教生涯，我也从一名普通的博士，成为中心的一位教师。
进入中心后，无论是近距离观察还是深层次体验，都能感受浓烈的学术氛围。中心位于校园内闹中取静的一个角落，左方立有一个石柱，上书姚奠中先生所题“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几个大字；右方的草坪中，种着玉兰和月季等花卉，春天来临竞相开放，格外漂亮。草坪上摆放着从农村收集来的石构件，有石磨盘石碾子、还有砖砌的水井、辘轳，展现了北方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尤为显眼的是一块巨大的太行石上镌刻“研经铸史”四个大字，极具力量感。中心大楼显眼处书有“鉴知楼”，墙上挂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化研究中心”的牌匾，门楣上书有“立足三晋研经铸史，走向田野鉴古知今”标语，体现着中心师生的学术志向。中心一层的大厅，正上方是一个以红色山西地图为底，篆书的“史”字列居其中的徽标，寓意“把文章写在三晋大地上”的理念。西侧的书柜中，陈列着中心成立以来出版的书籍和资料。一楼的教室，是中心师生上课和举行讲座的地方。在这里，每周三晚七点举办的“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既是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也是获取和启迪新知的园地；以中心研究生为主体的“鉴知”研究生论坛，每年举办两次，有老师的点评，也有学生之间的互评，是研究生学习交流的平台；而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行讲座，更是师生们难得的请教和学习之机会。教室墙壁上，挂着胡适先生“要怎么收获，先怎么耕耘”“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等格言，彰显了中心严谨的学风。沿着大厅走廊向前走的尽头是中心的资料室，在十分有限的空间内，利用密集书架，入藏了乔志强先生的藏书，保存着中心的学养积淀；收存了乔健先生、邱仲麟先生和兄弟单位的赠书，见证着中心的学术友谊；而在不经意间发现的英文、日文旧籍，蕴藏着中心的学术品味。而每年订阅和购置的书刊，尤其以山西方志、碑刻资料、契约文书和村史村志为特色的地方文献，更是中心师生进行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宝库。二楼的大厅是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综合展，里面陈列着反映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账本、契约、票证等文献资料，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锄头、粪叉、风车、纺车等实物工具，极具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尤其是中心珍藏了十余年来收集的山西境内二百余个村庄集体化时代档案，凝聚着众多师生的心血和青春记忆。在一层楼梯口，挂着巨幅的“毛泽东同志画像”，肃然起敬的同时，让我不由想起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训，而这也正是中心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的真实写照。从开门到闭锁，总能见到中心师生们行色匆匆的身影穿行其间。
在来中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行老师在一次和我的单独谈话中，告诉我可以延续博士论文的选题，从事煤炭史的研究。他强调山西之长在煤，从社会史和人口资源环境史角度从事山西煤炭史研究大有可为。接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供我学习参考，并勉励我从事学术研究，要有“夜以继日”的精神。行老师的谆谆教诲，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至于如何调适研究区域由南向北的转移，由华南研究走向华北研究，步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堂奥，则是在摸索中探路前行。诚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为杨岐宗乘广禅师撰写的一段碑文所言“机有深浅，法无高下……道由内证，则无异同。”只有将个人生命体验与研究相结合，方能修得正果，对我来说，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之路，就是在家乡情怀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
二、家乡情怀与山西研究
家乡情怀是一种对故土的怀念和情结，对于乡土历史研究而言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远离家乡的异地而言，家乡情怀如何与历史文化研究结合？我的老家萍乡，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因楚昭王渡江获萍实而得名，故有楚萍或昭萍之称。从考古发现的青铜编钟形制来看，受到楚文化的直接影响。春秋时代，晋楚两地即有密切的人员和物资交往，留下了“楚材晋用”的典故；唐代河东的王勃，更在滕王阁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千古绝唱。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山西境内南北间的交流互动必定不少，从家乡情怀出发，融入山西历史文化研究中，当能有所发现。
2015年8月，中心师生赴临汾浮山进行为期五天的考察。这是一个人口不多的晋南的县城，却是《弟子规》的编著者贾存仁的故乡，同时也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老家。在浮山，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夏日的黄土高坡，树木郁郁葱葱，也是非常美丽的风景。在乡村中，走访了窑洞，见过了土炕，即使是炎热的夏季，内部也十分凉爽。同时，还看到与南方刊印族谱不一样，当地人称为“神纸”的家谱。当然，更令我惊喜的是在一个偏远村民家的墙上，无意中发现“萍乡市上栗县烟花鞭炮厂”的商标纸，激动的当即拍照存记。家乡情怀使我在日常生活和科研中，有意去捕捉家乡的印记。
此外，我还注意萍籍乡贤在晋活动的资料。就历史人物而言，比如纂修民国《昭萍志略》的刘洪闢，曾在宣统年间担任和顺县知县，并以禁毒委员的身份，在山西省内各地查禁鸦片，足迹遍及大半个山西。刘洪闢任职山西期间，留下《宦晋诗草》，对晋三晋大地的风土人情多有描述。离任时，和顺县绅民更是献万民伞长途相送。又如晋中军区独立旅旅长王耀南，曾为安源工人的他，在抗战期间，在山西境内汾离公路阻击战、正定铁路破袭战、黄崖洞保卫战等重要战斗中屡立战功；在解放运城、临汾和太原的战役中，更是依靠坑道作业，攻克了许多堡垒。2016年清明节，我特地来到太原解放纪念馆凭吊，并在密密麻麻的人名墙上，找到了王耀南的名字。
2016年4月，郑振满老师来中心，先后做了两场学术讲座。在报告中，郑师提到20世纪80年代在傅衣凌先生的指导下，跑遍福建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等公藏机构进行资料普查，还深入一些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导师的专注与敬业精神，激励着我走向田野、深入民间。在与郑师的交流中，他勉励我在做好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更好的去熟悉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发挥民间文献研究的优势。6月，我申请的《晚清民国萍乡煤矿产业契约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支持。于是，我在整理博士论文同时，从阅读山西地方志和碑刻资料集出发，逐步着手山西的研究。9月，行老师宣布中心将于2017年召开一次北方边塞的会议，要求每位老师都提交论文。
为了较好的完成这次任务，我选择从阅读乡贤贺澍恩编纂的《浑源州志》开始，寻找写作的灵感。通读明清浑源州志，发现浑源方志编纂的两大特点：1、明清易代之际即有方志的编修。2、浑源的州志与恒山志几乎是同步编纂，与一般的山志编纂不同。在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完成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提交“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边塞地带的人群、生计与社会进程”会务组。为了更好地了解浑源的人文风貌，在会议前一周，特地跑到浑源和恒山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浑源期间，得到了萍乡老乡的热情款待，还结识了地方文史工作者韩众城先生，从此音问不断。2017年8月，会议如期召开，这篇文章得到了台湾中研院邱仲麟老师的鼓励，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老师给予了热情的点拨，尤其是行老师的热烈赞许，让我深受激励，感佩莫名，成为记忆中十分愉快的参会经历。
北方边塞会议结束不久，周亚兄便邀我参加9月份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社会经济史会议。我将阅读山西碑刻集的经验与煤炭史研究结合，较短时间内完成《风水话语与煤炭禁采：清代晋东南煤禁碑生成研究》一文。这次会议上，厦门大学王日根老师、张侃老师与会。在会议间隙的聚餐中，张侃老师说“看来曾伟已经很好的适应做山西历史的研究。”这番肯定与赞赏，让我备感温暖。
在家乡情怀之下进行的山西研究，实际上也让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因此与一些地方文史界的朋友结缘。 2017年6月，我在晋祠抄录碑文，偶然发现圣母殿正殿楹联“沛泽共汾川，十里稻畦流碧玉；剪圭分参野，千年桐荫普黎甿”，正是同治年间担任太原县知县贺澍恩所撰，十分兴奋。我将此发现告知萍乡的师友，并被贺氏宗亲知悉。2018年4月，贺画春、贺文成两位老先生为编修族谱，不顾70多岁高龄，从萍乡启程来山西寻访先祖贺澍恩仕宦的足迹。他们从北京进入大同，然后来到浑源，受到韩众城先生一家人的热烈欢迎，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贺公渠”的旧址。来到太原后，我带他们先后走访了晋祠、太原古县城、闻喜、稷山、曲沃等地。在晋祠，我们还发现贺澍恩之子贺培芬曾在吕仙阁留下“尘世荣华皆梦后，仙人楼阁在空中”的翰墨，可惜因深藏博物馆库房未能见及。在闻喜县发现贺澍恩撰写的墓志铭。在曲沃我们找到了“贺家坟”的线索，传说贺澍恩担任曲沃县知县期间，捻军来袭，贺澍恩率家人严守城池，家人多有牺牲者，丛葬于当地，故名。在稷山，我们参访了稷王庙，未能发现贺澍恩的线索。不过奇妙的是，不久之后，稷山县文史工作者黄建中先生联系上我，并奉送影印本乾隆《稷山县志》，初次见面相谈甚欢。而我则在阅读山西方志中发现关于稷山刻工的线索，于是就有了第一次稷山之行。那次考察后，蒙黄建中先生厚爱，嘱我为他编写的《稷山历史文献粹编》写序，勉力为之。稷山诸友的热情与友好，让我此后多次赴稷山考察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家乡情怀不仅是在他乡寻找故乡的踪迹，也是在故乡寻找与他乡的联系。比如我撰写《乾隆<萍乡县志>研究》一文（《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重要的原因就是纂修者是乾隆年间担任萍乡县知县的山西晋城人胥绳武。可以说，家乡情怀既让我增加了对故乡名物的理解，也增进了对山西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更激发了我走向田野的信心和动力。如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走遍山西，并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尽绵薄之力亦属莫大的荣幸。
三、教学相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作为大学教师，站好三尺讲台，既是本职工作，也是使命所在。于我而言，讲课既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自我学习和破疑的过程。历数入职以来讲授的课程，与中心胡英泽、张俊峰等老师共同承担本科实践教学课《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在理论讲授中，胡英泽老师在讲述契约文书专题的时候，展示了读博期间在山陕地区考察时，留下的数十本田野笔记，让我印象深刻。在讲授田野调查的课堂上，张俊峰老师兴奋的展示在平遥新发现的水利碑刻和水利契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令人难以忘怀。理论讲授结束后，我们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并撰写调查报告。学生们撰写的报告，文字虽然稚嫩，但可贵之处在于敢想敢写，每一年总能发现不少高质量的作品。2017年3-6月，以实践教学课为基础，我们挑选了2014级10名本科生赴赤桥进行田野考察。在行老师主持和胡老师的组织安排下，与学生们定期召开座谈会，讲授田野经验、讲解考察注意的细节。考察活动由我带队，利用周末的时间到赤桥村进行田野考察。一开始很担心学生们经验不足，不能很好的达到考察要求。不过随着考察的深入，他们会主动的到村里找老人聊天探寻村庄往事，会爬上工地的脚手架只为看清楚横梁上的文字，会为了考察仪式而忘记吃饭，甚至主动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回访。最终，他们出色的完成了考察任务，高质量的完成了考察报告。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让我切实的体会到郑师所说的“学生教给我们的，比我们教给学生的要多得多。”
在专业课程方面，常利兵老师和我共同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种以老带新的授课模式，专题式的讲课方式，教学结合，内涵丰富。课堂上，专题讲授与现场讨论的结合，在锻炼学生文献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思考能力。而每次旁听常老师的授课，既是自己了解当代史研究学术前沿的过程，也让我深切的体会到集体化农村社会研究的魅力。即使是课间短暂的交流请教，也颇受启发。在自我学习与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加深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史的理解。
而在2019年上半年，我受赵中亚老师的邀约，有幸参与了《中国基督教史》的讲授。这门新课的授课，既是新的挑战，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此过程中，通过阅读基督教文献，并与赵老师交流请教，了解了基督教史研究的动态，同时也学到不少关于山西基督教的新知识。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对于地方上教堂的存在也多了一层留意。
2020年9月，由于郭永平老师去文学院工作，由他主讲的《口述史》开始由我独立讲授。这是我第一次面向中心研究生的授课，从课纲设计、案例选择到课程内容完全在摸索中独立完成。美国著名口述史学者唐纳德·里奇说“口述史是历史研究中唯一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学科。”同样，教学工作也是教师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与学生进行互动的机会。教学过程中的成就感，来自于学生们认真和用心的倾听；肯定和赞许的眼神；以及真诚和坦率的提问。口述史的教学工作，让我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有意识的不断积累口述经验，增进对地方社会和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解。深入的教学过程，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盲区和短板，并成为自己恶补学习的契机，由此能深切体会到“教学相长”的内涵。古谚云“艺多不压身”，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的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结合，拓宽研究视野，拓展研究路径，最终达到“教研相长”的目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凝视中心师生的合影，一年又一年，鉴知楼迎来了一级一级学生的入学，也见证了一届一届学生的毕业；光影记录了难忘的瞬间，光阴留下了记忆的华年，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情结。
曾 伟
2021年11月3日于山西大学鉴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