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2012年，是我在山大工作的第一个十年。十年后的今天，即将迎来我在山大的又一个十年。十年很长又很短，人生不过百年，又有几个十年值得我们仔细回味的呢？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逝去的是时间，留下的是永恒的记忆。
2012年，农历壬辰龙年。这一年，既是我的本命年，也是学术生涯一个重要收获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如今想来，印象深刻，恍如昨日。这一年，36岁的我开启了学术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业师行龙教授策划、资助的田野·社会丛书第一辑四部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问世；也是这一年，我撰写的《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在《史学理论研究》发表，《新华文摘》封面要目刊登，全文转载，我们倡导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开始在学界产生反响；还是这一年，我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国家级的学术荣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为学校为中心为个人增添了光彩，也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始了一个新征程，……
一、实践论视野下的北方宗族史研究
2013年，37岁的我晋升教授，开始了在山大当教授的日子，同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世纪以来汾河流域的水利、宗族与乡村社会》。这个项目是此前我已开展多年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的延伸，将宗族研究引入到水利社会史研究当中，开始关注北方区域的宗族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与学界同行尤其是南方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宗族问题屡屡被提及，可是我们身处的北方，宗族往往不是人们讨论的中心。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宗族长期存在着“南强北弱”的印象，即认为北方区域宗族观念淡薄，宗族势力弱小，不具有典型性，不像南方宗族发达地区那样，在基层社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和整合作用，非常强调宗族功能性的一面。如何看待北方的宗族，宗族的实质和内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南方区域的宗族类型是否就是中国宗族的标准化模型？带着这一串疑问，我开始了对北方宗族问题的探索。事实上，早在2012年的五月一日，在给我的研究生上课时，就曾发布过开展北方宗族研究的“五一宣言”，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认为北方宗族应该有北方的特色，强调南北方宗族发展历史和宗族形态的差异性，不能将南方地区的宗族形态为唯一标准去衡量北方宗族，学界所谓北方宗族是“残缺型宗族”的提法并不科学，研究者应当从北方区域的历史实践出发，提出符合北方特点的宗族概念。尽管在北方地区也存在部分与南方区域宗族类似的个案，但是更多地方的宗族形态则呈现出非典型性的特点，因为多数研究者印象中的宗族应该是由宗祠、族谱、族产、族长、族规五个要素构成，符合这五个要素的就是标准的宗族，不符合的则被判定为残缺、不典型，被认为是宗族观念淡薄，宗族文化不发达。由此产生了宗族南强北弱的认识。于是，在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中，宗族并非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而在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浙江等广大南方区域，宗族则被视为开展区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此外，华南区域的宗族研究还深受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影响。弗里德曼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功能主义的大师。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广东、福建宗族的研究，认为宗族是一个控产组织，在广东、福建这一帝国的边陲，宗族在区域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宗族与该区域水稻种植这一农业生态的相互适应性导致了宗族在该区域得到了迅速发展。于是人们便将宗族作为观察华南区域社会的一个关键要素，进而成为整合区域社会的一个核心要素。然而，这仅仅是发生在华南区域的故事。
对于华北区域而言，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历史又该如何讲述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宗族在中国南北方区域发展上的这种空间差异？宗族的本质是不是就是基于南方经验所强调的功能性组织呢？在我看来，功能性或许只是宗族的一个面向，甚至仅仅是宗族机体上延伸出来的一个功能。对于宗族设计者来说，宗族这一概念最初并非是功能性的。做宗族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慎终追远，敬宗收族”，是为了解决中国人观念中长期恪守的出了五服不认亲的传统。如何让源于一宗的同姓血缘群体，能够在“五服—九族”的观念之上还能形成认同，避免“形同路人”的尴尬，于是就产生了宗族的概念，即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群。钱杭教授认为系谱对于维系宗族认同具有关键性意义，正是通过系谱的构建，才将具有同一祖先认同的一群人凝聚在了一起，由此形成了宗族。我们在钱杭教授宗族的世系学原理的基础上，将对宗族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认为系谱尽管对于宗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通过实践观察，我们发现比系谱更为重要的应当是由祖先观念产生的拜祖行为，即祖先崇拜。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移民大国。按照葛剑雄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口史本身就是中国移民史，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不是移民的后代，没有哪一个人的祖先不曾有过迁移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一直希望回答“你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根祖文化和根祖认同。遍布中国各地的移民传说，如“洪洞大槐树”“南雄珠玑巷”“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街”“麻城孝感乡”“宁化石壁寨”等移民点，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心目中的根，年复一年寻根祭祖的行为从未断绝。这种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和根祖认同，是宗族得以存在的土壤和根本。因此，只要有拜祖行为和祖先观念，就有形成宗族的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通过寻根祭祖修谱联宗的行为就可能形成宗族。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系谱尽管很重要，但是系谱是可以随时构建的，通过建构系谱并获得群体的认同，就可以形成宗族。因此系谱并非宗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充其量只是宗族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样，我们对宗族的认同，就从功能论发展到系谱论，再从系谱论发展到实践论。所谓实践论，就是我们并不强调宗族的地域差异性，而是强调宗族概念的同一性。当人们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制度和文化符号的时候，宗族在现实社会当中是否要发挥功能就不再重要了。宗族在不同地域会结合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这只是宗族在特定区域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不能用某个区域的特定表现形态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尺去衡量其他地方。打一个比喻就是“月映万川”，天上本就一个月亮，月亮投射在海上、湖上、河沟、水井、泊池、大漠、草原、城市、乡村，与特定的环境相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意境，这就是宗族的地域形态，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都指向的是天上那个月亮。这就是实践论视角下的宗族概念。在这一概念中，宗族是被视为一种文化、制度和符号。进一步来讲，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均存在着宗族观念，在西方被称为世系学，在中国则与儒家文化相结合，表现为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学、五服—九族的规范，这就是中国的宗族概念，即“Chinese lineage”。
用实践论去指导我们的宗族研究，就不必再纠缠于宗族是不是典型，是不是发达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在实践论者看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要专注于发现和挖掘宗族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和概念。在实践论眼里，宗族遍地都是，只是发展形态上会有差异。有的宗族可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形态，即人们既有拜祖行为和观念上的五服九族认同，现实中并没有任何超越五服九族的系谱存在，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它，认为它是宗族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认为它不是宗族。有的宗族可能是纯粹系谱性的，认为它是系谱性宗族。有的宗族则是功能性的，成为地方社会治理和地域社会中的重要支配性力量。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观念上的宗族，还是系谱性的宗族，亦或是功能性的宗族，都是宗族的不同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观念上的宗族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系谱性的乃至功能性的，有的则完全停留下某一个阶段，并不一定必然会向其他阶段演变。即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宗族都是宗族，无所谓谁典型谁不典型的问题。这就是现阶段我以山西为中心开展宗族研究的基本遵循。
在对山西区域的研究中，我发现山西各地的宗族形态确有差异。在晋水流域的北大寺村，有武氏宗祠，是一个明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个乡村宗族，他们有系谱，有祠堂，有族产，在北方区域来看，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宗族村庄。在这里，因为使用晋祠泉水浇灌稻田和荷塘的缘故，北大寺武氏宗族对从晋祠分出来的一条支渠——陆堡河具有支配作用，在祠堂中立有碑刻，传达的就是宗族与水利的结合，武氏族人还形象地将陆堡河比喻为“家族之河”。无独有偶，晋水北河花塔村张氏同样是一个源于明代大槐树移民的宗族，他们虽然没有祠堂，但是在该村所属的寺庙花塔寺中，同样也立有彰显张氏宗族对北河支配权的碑刻，而且花塔村张氏长期以来以“油锅捞钱”争水英雄张郎作为自己的宗族荣耀，世袭晋水北河都渠长职位。这是在晋水流域的宗族形态，从表面上看，与南方区域的宗族差别不大。2014-2016年，“沁河风韵”项目在我的家乡阳城实施。借助这次机会，我以沁河流域的大姓望族为题，对沁河流域的宗族形态和宗族历史做了初步研究，其中，润城中庄李氏宗族很有代表性。中庄李氏历史上一共有11次修谱行为，李氏一族分为四门，其实是四个分支。明代嘉靖年间开始第一次修谱，不过最初只是分门修谱，长、二、三门依次各自创修、重修了各门的谱系。在此基础上，李氏三门在清代开始创修合族谱，在合族过程中，面对谱系不完整的困难，进行了适当的发明创造，得到族人认同，完成了合族谱的创建，此后又进行了定期重修，直到1985年的最后一次重修。李氏宗族的案例提供了一个以修谱为核心的宗族发展史，用李氏族人的话来讲，他们修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祖先荣光，而是为了让族人彼此了解相互之间的关系，懂礼仪知长幼尊卑而已，并不寄希望于依靠宗族来获取地方社会资源和权力，成为影响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样的观念表明，在他们的观念里，宗族并非功能性的是系谱性的。相比之下，我在晋西北观察到的一个当代正在形成中的宗族，则提供了山西宗族的一个真实的地方实践形态。自2011年起，来自内蒙古地区的口外周姓族人在一位名叫周永平的年轻人的带领下，在利用网络和QQ平台，开始了他们寻根修谱的活动。这群周姓族人，以河曲县南沟村作为祖先发源地，河曲“丰豫都七甲南沟周”是这群人关于祖先来源的共同记忆。在口外周姓族人的推动下，口内河曲县的南沟周氏族人的修谱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一时间口内口外大联欢，散居在内蒙古大草原的周氏后人纷纷前来南沟寻根问祖，为此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理事会，处理修谱事宜，安排了口内外负责联络族人，搜集资料，提供信息，达成修谱目的工作人员。经过五年的多次大型聚会、祭祖和小型聚会、修谱的活动，最终完成了一部囊括六万余人在内的周氏族谱。然而，在修谱过程中，由于口内口外负责人的分歧，导致修谱工作也蒙上了阴影，最终发生了分裂，口内人宣传口外人非周氏族裔，做出一部排除了口外人的南沟周氏族谱，而口外人所修族谱中则包含了口内口外所有周氏族人在内。南沟周氏的这一修谱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实践中的宗族及其表现。可以想见，历史时期修谱过程中这样的行为也极有可能发生，只不过由于我们没有办法亲历，最终面对的只是一个编修完成的族谱，对于修谱过程中出现的分裂和斗争根本无从观察得到。因此，仅仅依靠系谱去研究宗族并不可靠。对于南沟周氏来说，修谱的过程就如此艰难，所以在完成修谱工作后，至今我们并未看到有进一步的动向，更无论所谓功能性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宗族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制度和文化符号，所谓功能和系谱只是宗族的一种可见的外在表现形态和方式而已。作为宗族，并不一定要承担起同居共财的功能，类似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天平山所进行的范氏义庄，也只是一种理想形态，对于绝大多数宗族来说，根本无力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同样，宗族也不一定要成为整合地方社会发展的支配性力量。对于传统时代的国家而言，鉴于宗族的所谓功能性，而选择将国家权力和职能部分让渡给宗族组织，由宗族组织承担起所谓乡约教化、征收摊派赋役，维护地方安定的功能，完成对宗族的有限授权与合作。但是宗族势力如果过于强大，威胁到地方政府的权威并挑战地方社会秩序时，国家就会对其给予打压。对于国家而言，其要打压和限制的只是宗族的社会功能而非作为文化符号的宗族。宗族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认同和归属感，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人们共同拥有共同需要的，它并非政府打压的对象。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年代中，所要消灭和革除的所谓父权和族权，正是宗族功能性的一种表达。今后的北方宗族史研究，就是要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继续开展研究和探索。这就是宗族的历史过程实践论。
二、左图右史：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耕
水利社会史是我们中心自2000年以来开拓出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选择以水为中心去研究明清以来的山西区域社会，正是注意到水资源的短缺是明清以来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水的立场出发去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不仅是一种是视角的转换，更是符合山西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一条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可以说，二十年多年，我的学术研究正是围绕水的问题展开的。在类型学视野下开展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是我们的基本主张。2014年和2017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两篇讨论北方缺水地区历史水权问题的文章，将类型学视野下的水利社会史研究逐步推向深入。以历史水权问题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水利社会史研究，是我们在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基础上摸索出来的一个基本理念。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从乡土中国到水利中国，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是二十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此基础上，水利社会史研究何去何从，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未来如何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2019年，在参加云南大学举办的“从水出发的中国历史——第二届水域史工作坊”会议时，我提出了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三个时代论，并将其戏称为1.0、2.0和3.0时代。1.0时代的特点是传统的水利工程、技术、遗产和水文化史的研究，研究者主体是水利水电科学领域的专门研究者。2.0时代的特点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研究者主体是大学科研机构的社会史研究者，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3.0时代则是以水为中心的水的历史或者叫做水的社会史研究。在这个阶段，真正要做到以水为中心而不仅仅是以水利为中心。此前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的重点主要置放于传统时代与农业灌溉用水相关的生产性用水的领域，这个特点也与水利社会史最初在山陕地区兴起有着莫大的关联性。但是与水相关的研究，并不仅局限在水利灌溉这一范围，它还包括日常生活饮用水的问题、水质好坏的问题、水如何排放的问题。除了水利史，还要有水害史，如洪涝灾害史、水污染史。研究的空间，除了农村还有城市，除了内地还有边疆，除了丰水区，还有缺水区，除了丰水期，还有干旱期，除了水利灌溉、吃水引水，还有水运交通，到了现代还有水库兴建，在南方和沿海地区还有海塘工程，还有关系传统帝制时期王朝命脉的漕运和海运的问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水的社会史与水利社会史相比，一字之差，其研究领域更加宽阔，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因此，水的社会史研究可以视为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未来。
即便如此，并不是说当前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就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在我看来，水利史研究的三个时代相互之间既非简单的替代关系，也非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并存。对于当前的水利社会史研究本身而言，仍然有着长足的发展空间。水利社会史研究仍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类型学视野下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南北不同地区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呼应和实践。在西北干旱区，研究者相继提出了新疆“旗屯水利社会”“和田水利社会”、甘肃庄浪“坝区水利社会”，甘肃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内蒙古小流域社会等类型；在南方，有浙江萧山湘湖的“库域型水利社会”、宁绍平原以塘坝闸为代表的山会萧地域水利共同体、徽州的“堨坝水利社会”，江西的“陂域型水利社会”、两湖地区的“围垸型水利社会”、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南北洋水利系统”及其跨村落的仪式联盟、云南滇池的高原湖泊型水利社会、江西鄱阳湖、湖北洞庭湖的“水域社会”等等类型。类型学视野下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017年，我申报的“金元以来山陕水利图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支持。这个项目主要突出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时段上，我将时段从过去常用的明清以来向上追溯到金元以来，将时段拉长。这既是社会史研究重视长时段的表现，也是山陕区域社会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过去我们习惯使用的明清以来并不足以涵盖和解释北方区域的历史过程。相比之下，明清以来更适用于东南区域社会的历史演变。在北方区域社会研究中，应当遵循北方区域社会自身的特点，开展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研究。金元时代的历史对明清以来的山西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金元理解明清，通过明清理解金元。这是我们开展这一研究的基本理念。二是在研究对象上，我将研究重点从过去的水利碑文转移到水利图碑，从文字到图像，这是一个重要转变。过去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当中，我们主要使用的是水利碑刻、水利契约、水利档案、水利文书等，要处理的主要是文字资料，通过阅读和分析文字史料，来还原区域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一研究在以往二十年的实践中，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效。但是大量方志水利图尤其是刻在石碑上的水利图却被我们忽略掉了。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水利图只是人们理解水利文字的一个辅助性工具，因而往往以文字为中心。但是随着研究的积累和深入，我们发现水利图碑不断地被发现出来，所谓“一图胜千言”，水利图所代表的正是一个地方围绕水资源开发而形成的水利秩序的一个真实反映，讲清楚水利图，就能讲清楚其所在区域社会的历史，也能发现区域社会运行中的问题所在。与地方志中的水利图相比，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水利图，通常与其载体石碑一样，被安放在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空间或场所，是所有区域民众都能随时见到的秩序象征。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为地方社会各个利害相关群体所熟悉。通过对水利图碑的研究，不仅可以以其为纽带，将图像背后的各种与水相关的资料整合起来，而且通过水利图碑的刻立，还能够展现不同利害关系者的观念差异和矛盾冲突所在。通过深入解读水利图碑，有助于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图文互证、图文互补、图文互鉴，正是这一传统的优势所在。
目前，我们在山西水利社会的研究当中，已经重新发现了既往研究中所忽略的大量水利图碑，目前主要分布在山西汾河中下游区域，尤其是泉域社会当中，这种现象表明历史时期人们在与水打交道，为水而争的过程中，对水的管理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化的水平，在石碑上刻图，就是这种水权管理精细化的突出表现。与之相应，记录水利受益者用水权益的水册、渠册等水利文献，更是对用水者的权益进行了确认和分配，并不是过去研究者所认为的因为水的流动性特征而导致水权归属难以确定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山西水利社会当中，水权意识是相当浓厚的，对水的分配亦是相当明确的。在这种确定性的前提下，依然会发生水利争端和诉讼，则是受到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诸如气候干旱加剧，水的流量减少等，致使本已确定好的分水秩序无法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因而人们就会再次为了解决不确定性问题而发生冲突，水利秩序的稳定其实就是一个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过程。水利图碑正是地方水利秩序的直接见证者。因此，以图碑入手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无疑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深化和推进。
应当说，从图碑的角度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山陕区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水利图碑在中国南北各地均有出现，并不仅仅局限于北方区域。比如浙江丽水的通济堰水利图碑，形成于北宋。拥有天下第一塘美誉的安徽寿县芍陂水利图碑，被研究者认为是审视明清时期地方水利社会和民间组织运行的一扇窗户，是理解地方基层社会的一把钥匙。同样，我们在广东佛山也发现了康熙五十七年“存院围基图碑记”、广州番禺道光十二年的“各圳水道图形碑”、河南商丘乾隆二十三年“开归陈汝水利图碑”等，表明各地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无不通过刻图于碑的形式来确定地方水利秩序和用水权限，是地方水资源分配秩序的合法性象征。因此，以水利图碑为切入点，是开展中国不同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耕。
三、挑战与机遇：山西抗战史研究再出发
2019年，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划办公室和山西省委宣传部的委托，我有幸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抗战专项工程“山西抗日战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任务。抗战专项工程是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而设立的重大项目。该项目的宗旨就是要提高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鉴于山西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专门设立了这一重大课题，希望我们能够在山西全面搜集和整理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开展创新性研究，为推动山西抗战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做出新贡献。
这个课题，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重大挑战，更是一个重大机遇。这是因为，山西抗战史研究已有多年，无论是山西本土学者，还是国内外学界，无论是在资料整理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已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山西抗战史历来就是学界的一个热点和显学。面对如此高的学术门槛，如何突破，如何创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越大，机遇越多。做好这一课题，必须要理清家底，有所为有所不为，抓住区域特色，整合研究团队，开展国际合作，打造学术平台，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确立开展山西抗战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思路，扎实推进课题研究。经过前期周密调研、反复论证，我们初步确定了研究思路，即以开展山西抗战地图和山西抗战碑刻搜集整理为突破口，提出双千工程的口号，要在一年时间内整理1000幅以上山西抗战地图，整理1000通以上山西抗战碑刻拓片和文字。同时与山西省民间报刊资料收藏家合作，搜集整理百种抗战报纸和抗战期刊，简称双百工程。通过双千双百工程的推进，摸索经验，掌握家底，同步推进与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市县各级档案馆、山西博物院、武乡八路军抗战纪念馆以及其他民间抗战文献资料收藏机构的合作。与长期旅日的华裔学者祁建民教授合作，对日本国家和大学图书资料收藏机构开展资料搜集。2019年9月28日，在山西大学隆重召开项目开题会，会议邀请到了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抗战专项工程专家组一行九人与会，对我们的课题研究方案进行了详细论证，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我们的山西抗战史研究由此拉开了序幕。
2020年11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抗战专项工程项目推进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我带着课题组一行五人前往汇报。经过一年的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首年度确定的工作任务，即推进完成双千双百工程，我们带着精心制作的厚厚六册成果接受了验收检查。我们的汇报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在一年时间内能够完成这样很有特色很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很不容易，值得充分肯定。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研究热情和团队士气。2021年1月，项目再次获得60万元的滚动资助，项目总经费达到260万元。这个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全不同于以往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可以说既是学术任务，更是政治任务，我们能够有幸承担这一重大任务，就一定要加倍努力，动员、配备、组织好精兵强将，用一流的成果来展示山西学者的学术风采，以实际行动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好这一重大使命。
南京会议的成功，是对我们首年度研究工作的肯定，但是接下来第二年度的研究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我们在资料搜集整理中，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接下来的2021年，我们根据南京会议的精神，继续打特色牌，充分展示山西作为抗战大省的特点。通过举办山西抗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我们得以结识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张宏波教授和石田隆至研究员，他们二人长期致力于日军山西残留和1956年新中国太原对日战犯审判的研究。两位研究者此前已经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积累，对日军山西残留问题、1956年太原战犯审判问题的相关史料搜集和存在的问题、难点和解决办法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于是，我们在2021年度便将翻译整理日军山西残留史料和太原战犯审判资料作为我们的一项工作要点，并开展了山西抗战史研究学术工作坊，邀请石田隆至、张宏波、山西省档案馆编研部赵跃飞、山东大学教授徐进等围绕山西抗战特色研究和抗战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专题报告和研讨，激发了课题团队成员开展山西抗战史研究的热情和信心。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利用我们搜集到的史料，开展高水平研究，多人论文入选并参加了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的各种高端抗战史研究会议，可以说锻炼了队伍，开拓了眼界，扩大了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从社会史视角出发是做好山西抗战史的重要路径。在继承和发扬以往抗战史研究注重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路径之外，从社会史角度推进抗战史研究，被视为当前中国抗战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发展路径，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值得借鉴。有学者倡导要做有灵魂的抗战史，突破领袖精英的视角，将普通民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解释历史。在关注国族命运的同时，关怀时代之中个人的历史，映衬时代的生存真实与人性本色，将时空、事件和人物要素有机结合，丰满抗战史研究的骨架与血肉。这些论述都是有利于深化和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真知灼见，应当充分融入到今后的山西抗战史研究之中。
从社会史角度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首先要树立整体史观，将区域抗战史与整体抗战史相结合，在全局中审视区域，避免碎片化。正如论者所言，具有宏观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才是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正道，空泛的宏观叙事和没有宏观视野的琐碎探究都容易陷入研究的误区。做好山西抗战史，既要讲共产党、也要讲国民党、阎锡山，还要讲日本人、沦陷区和晋北伪蒙疆政权，还应当注意苏联、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态度和影响，要有全局意识和国际视野。山西抗战是全民族抗战。只是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能够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在抗战中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实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敌后战场的领导权。这正是需要研究者充分肯定，大书特书，深入挖掘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史角度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还要做到以人为中心，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研究山西抗战史，要学会眼光向下，关注根据地、沦陷区、国统区不同社会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感受，讲好山西抗战故事，充分展示山西抗战的艰难曲折和丰功伟绩。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山西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更离不开山西民众无私无畏的牺牲和坚持。1942年，日军侵入沁源，沁源人民把水井填死、碾磨炸毁、粮食搬走，白天躲到深山对敌人进行围困，晚上进城对敌人进行骚扰，搞得敌人白天无饭吃无水喝、晚上不能睡觉，精疲力竭，最后被八路军全歼。在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中，没有一个人当汉奸，传为佳话。更有甚者，在山西武乡一个村庄，全村42户联名签订生死契约，誓死不当汉奸，感人至深。因此，书写好抗战中普通民众的历史，同样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史角度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还要关注抗战中的日常生活，还原真实的抗战历史场景，创新抗战史的历史书写，为抗战史研究注入思想和灵魂。近年来的抗战史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宏大叙事、因果论证、政策-效果模式，而是将抗战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场域，致力于观察和再现不同历史行动主体在抗战中的心理、思想和行为，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直面抗战中的人心人性，用细腻的笔法将抗战史研究写活写透，对区域抗战历史过程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揭示区域抗战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中国抗战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这既是新革命史倡导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也应当成为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学术自觉。惟其如此，山西抗战史研究才能开创出一个崭新局面，为丰富和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谨以此文献给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22年是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古人云三十而立。而立之年，正当壮年。处在中年的我遇到了处于壮年的中心，蒸蒸日上，伫立潮头，实可谓人生之快事。最后，谨用曾经悬挂在中心大门上的那条横幅来纪念我们的研究中心，激励更多有为学子加入到这一充满斗志和创新精神的团队中来：“立足三晋，研经铸史；走向田野，鉴古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