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22年就是中心而立之年了。三十年来，中心已从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重镇。中心开国内社会史研究之先河，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史学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从本科期间参与中心活动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我在这里求学将近五年，在华中师大读博期间，我延续了在中心的所学所思，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工作后，每次上网看到有关中心的动态，总会不自觉的点赞、转发，为之高兴，中心是我求学生涯第一个真正的家，时常令我魂牵梦萦、为之动容。
2010年秋，在经过两次高考失利后，我终于踏入心中的象牙塔——百年老校山西大学。怀揣赚钱改变命运的想法，我的第一志愿填报了经济学，后因分数不够，被调剂到历史专业。起初，我对历史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些排斥，对社会史更是一无所知。但作为偏远山区的“大龄”男孩，深知进入大学课堂是多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努力汲取知识，丝毫不敢错过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渐渐的，我对社会史产生了兴趣、也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了江地、乔志强、行龙这些前辈学者。有一次，我们参观了中心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厅，看着从小伴随我长大的不起眼的碾子、纺车、䦆头、火炕等物件陈列其中，竟然颇具历史感，可以用来研究？自此，社会史更加激发了我的兴趣，鉴知楼也成为我心中向往的求学之地。
2012年，山大建校110周年，恰逢中心成立20周年，正是风华正茂之际。中心在文科楼三层报告厅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社会史学术年会，研讨会大佬云集，气氛浓烈。会上，青岛大学的刘平（现在已经是复旦大学教授了）对社会史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把研讨推向了高潮。“一地鸡毛”“鸡零狗碎”这些刺耳的字眼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史研究难以逾越的屏障，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学术的“火药味”。期间，我们追随辅导员周亚老师旁听了“水利社会史”专场研讨，也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了“水利社会史”这个概念。
山西大学长期从事社会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大三学年，我们就开设了由中心老师轮流讲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在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行老师，胡老师及中心的其他老师。这门课当时已经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网易公开课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颇高，前两年还出版了专门的教材，在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通过一学期的学习，我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理论、方法、视角等有了初步了解，尤其对中心“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和实践印象深刻。但那时社会史在国内刚复兴不久，不少老师对社会史有所质疑，认为它是“碎片化”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很多同学受此影响，不大愿意学习社会史，而对政治史情有独钟。于我而言，社会史关注底层民众，与农村有天然联系，同为农村出身的我自然对社会史有强烈的好感。所以，我很认真的听了社会史的每一节课，读了不少社会史的著作，也暗下决心，以后要从事社会史的研究。
课程期末，行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门作业，回自己的老家搜集资料，用傅斯年的话讲，这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马维强老师特意叮嘱我们要去大队的旧房子里找，去老会计家里找，他还以自己搜集资料的经历现身说法。年轻时当过村里支书的父亲，对老家附近的村子很是熟悉，自然成了我的向导。于是，整个寒假，冒着风寒，父亲骑摩托车载着我穿梭于老家的各个村子，到处拜访老会计，最终在老家的一间旧房子里（当年大队的杂物间），发现了大约两麻袋的集体化档案，在隔壁村庄也找到了一些零散的文书。那时候我虽不懂这些资料有多大用处，但看着一摞摞泛黄的资料整整齐齐的码在破旧的柜子里，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现在这些资料经整理后保存在中心的档案室里，也算找到了它真正的归宿。后来想想，搜集资料也许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也注定了我与中心的不解之缘。
不久后，学校开始征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辅导员周亚建议我围绕寒假收集的这批资料，以“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题进行申报，同时，推荐我选择专注社会史研究的胡老师为项目指导老师。于是，我找来老乡毛建荣、李平喜组成了研究小团队，随后，作为项目主持人我专门去往中心拜访了胡老师，胡老师也欣然答应愿意担任我们的项目指导老师。项目获批后，我频繁往来中心请教，胡老师不厌其烦的教我们怎么整理资料，怎么进行社会调查，怎么撰写研究报告。后来，我们的项目升级为省级项目，结题时被评为优秀，这为我日后选择攻读中心的研究生建立了极大的信心。
2013年秋，我大学四年级，由于平时成绩尚可，幸运地获得推免本校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当时保研的同学大多选择去历史文化院继续学习。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心，选择了胡老师，期盼能够继续探索社会史的奥秘，承蒙胡老师不弃，同意我跟着他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推免硕士后，中心便安排我、冯玲、陈霞、武丽伟、李佩俊、侯峰峰等推免生，跟着贾登红师兄、杨立群师姐整理资料。当时的条件还比较艰苦，扫描仪是老旧的惠普牌，扫描时机器吱吱作响，速度又慢。档案上布满灰尘，有的破旧不堪，一整天下来脏的不成样子。即便这样，我们全然不觉枯燥艰苦，甚至乐在其中。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中心每位老师的田野故事，也充满感慨，中心在三代学人的努力下竟然“累档成山”，构筑了一座资料宝库。不得不佩服，行龙老师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前瞻性，那时国内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些不起眼的资料日后能在学界引起轰动。一遍遍的史料翻阅，使我对社会史的理解更加深刻了，也更加坚定了当初的想法。
紧接着，开始准备本科毕业论文，可能在推免后有了偷懒的想法，认为毕业不是啥大问题，我便凑了一篇以“晋绥根据地的篮球运动”为题目的论文交给胡老师，企图以此作为毕业论文，蒙混过关。可想而知，我迎来了首次“洗礼”，胡老师语重心长的说：“既然成了中心的研究生，就要有学术的自觉，不能有侥幸心理。” 胡老师的话令我无地自容，再不敢偷懒。后来胡老师常对我们说：“中心不是网吧，宿舍不是宾馆”，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虚度光阴，能踏踏实实的在中心渡过三年。要选择一个新的题目并不容易，胡老师也没有急于布置，而是让我整理永济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在资料中发现问题。那年的整个寒假我便乖乖泡在档案中，边整理，边翻阅。很快，档案中的移民信息吸引了我的眼球，开学后第一时间便向胡老师汇报，敏锐的胡老师肯定了我的选题视角，同时，鼓励我从环境史角度来解释这些移民现象。终于我确定了“环境、移民与政治变迁”的题目，并在胡老师的指导下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研究证明，外来移民确实是理解山西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这成为我日后学术研究的起点，硕士学位论文也是在此基础上打磨而来，发表的几篇小文也是围绕外来户的话题。直到现在，我的研究兴趣仍然没有离开这份宝贵的材料，没有离开山西。
2014年秋，我踏入了向往已久的鉴知楼，正式投入胡老师门下。鉴知楼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老师们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起早贪黑很是常见，我也逐渐养成了每日往返于宿舍、食堂与鉴知楼之间的习惯。时任学校副校长的行老师，也经常通宵达旦，晚上我们离开时，鉴知楼依然灯火通明，与对面的光电所交相辉映，成为山大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想这就是中心人的学术品格吧。硕士三年的社会史课程学习，现在想想，我受益良多。行龙老师虽行政工作繁忙，却从不因公耽误课程的讲授，其高屋建瓴的理论，我们备受启发。博学严谨的胡老师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如何从琐碎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常老师的课程是最“痛苦”的，每周都有看不完的书，读不完的论文，写不完的报告。直到读博后，我才明白，正是常老师当时的“魔鬼训练”，我们才接触到了学术前沿，为日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硕士期间，中心的条件已大为改善，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聘请了专业的团队，设备也完成了更新，每人配了电脑、相机、录音笔，扫描仪换成了高拍仪，资料整理的速度大大提高。我们先后整理过平遥、祁县、阳高、永济等地的资料，也做过编目，还点校过《退想斋日记》。现在回想，那段时间可能是我最珍贵的时光，我们接触了大量别人看不到的一手资料，每个人也都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找到了毕业选题，达到了中心教研相长的目的。
每年暑假，中心的老师都会组织我们去山西的村子里田野调查，这是中心多年的惯例，真正践行着“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夏天去永济，那也是我第一次田野之旅。出发前，我和赵中亚老师，张力师兄，董秋伶师姐分在一组。那时我的毕业选题已经确定，仍然做外来户问题，永济正好是我研究的区域，这令我非常激动。可当时没有调查经验，每到一个村子，甚至还没搞清村庄的概况，就到处找老年人访谈，迫不及待的抛出预设的问题，很多老年人因此有了戒备心，不愿意配合我们访谈，结果自然不甚理想。为了锻炼我们的访谈技能，胡老师专门带着我和心钢师兄去浮山、高平等地调查。在浮山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在路边的荒草堆中发现了一通石碑，胡老师顾不得尘土，半跪在地就开始清理石碑，那种忘我的场景我至今难以忘记。我渐渐明白，田野调查要有地方性知识，访谈要懂得循序渐见。后来，我在去往虞乡、晋祠、文水等地的调查中，很少再碰壁。
中心偏居山西一隅，却始终走在学术前沿。我研二的时候，中心开始和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团队合作建立四清数据库，尝试做量化史学。李中清和康文林作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当时，量化史学虽然在国外已经风生水起，但在国内基本还是一片荒漠，只有上海交大、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几个老牌名校在尝试。为了开展合作，由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后倪志宏（Matt Noellert），开始教我们学习stata软件，李中清、康文林、李伯重、梁晨等知名学者则不定期为我们讲授理论课程。那段时间，中心的老师们和我们一样当起了学生，白天恶补英语，晚上抱着电脑和我们一起听课、讨论、跑数据，就连工作繁忙的行老师，也经常加入我们。那种求知的欲望令人印象深刻。
中心的学术氛围浓厚，每周三晚上会举办青年工作坊，由老师们汇报个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不定期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做学术报告，每年都会举办至少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中心还为学生们专门搭建了研究生鉴知论坛。目前，鉴知论坛已经举办至25届，参会的研究生早已不再局限于校内、省内，已经扩展至全国，成为国内研究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生成长很快，很多人毕业后继续深造，走上学术之路。这种学术传承源源不断的为中心注入新鲜血液，形成了良性循环。现在，学界经常称以行老师为首的学术团队为社会史研究的“华北学派”，这是对中心最大的褒奖。
中心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常利兵老师的严肃认真，张俊峰老师的治学追求，李嘎老师的细心周到，郭永平老师的田野经验，马维强老师的平易近人，以及韩祥、赵中亚、曾伟、冯艳花老师如好友般的关怀，让我时刻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中心求学的这几年，磨砺了我急躁的性格，强化了我薄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探索，是我毕生最难忘的经历。
立足三晋研经著史，走向田野鉴古知今。在三十岁生日来临之际，诚挚祝愿中心能在史学道路上继续扬帆远航，桃李芬芳。
作者：张爱明，中心2017届硕士研究生，现为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