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东立千里太行巍峨屏障，西伏吕梁缠绕汹涌九曲黄河天堑，北临内蒙古苍茫塞外大漠，南踞汾河两岸富饶原野沃土，历来被认为是表里山河。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这一方夹峙于黄河峡谷和太行丛山之间呈桑叶形的沃土古老的黄土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山西这片区域，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1992年，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山西区域社会史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步入了成年阶段。三十年来，以山西为区域的社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为社会史“华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进入社会史
2013年7月1日，我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毕业，来到太原，正式加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团队。
虽然整个山西高校中没有人类学的相关专业及研究机构，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从事历史学研究工作，因为从人类学到历史学的跳跃并非容易。但是这几年回过头来再看走过的历程，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此，要感谢导师周大鸣教授的推荐，也要感谢以行龙教授领衔的社会史中心的各位领导同事对我的接纳与帮助。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是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被誉为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主要研究方向有四个方面，分别为“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地方社会”、“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三晋文化与地方社会”。社会史中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产生重要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心研究方向特色鲜明，团队作战，一代代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开展山西区域研究。根据博士论文以及已有的成果，我被归入了“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团队。我在社会史中心5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研究方向开展的研究。
二、走向田野与社会
行龙教授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如今，走向田野与社会已经成为了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在此过程中，山西成为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三十年来，行龙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在走向基层、走向民众的过程中，进行资料收集、口述访谈，在开展研究的同时秉持服务地方社会的理念，践行着学以致用的现实关怀。这样的理念其实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志强先生就倡导走出校园，走向田野。进入21世纪，在行龙教授的带领下，“走向田野与社会”向常规化发展，成为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的基本理念。在20多年的田野调查中，中心收藏了数千万件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首创了集学术研究和教学于一体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并把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推向了学术最前沿。2014年，“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准备对沁河流域展开研究。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首先是阅读文献，做好做足案头工作，然后工作坊集中学习，行龙副校长、文学院田同旭教授、社会史中心张俊峰教授先后主讲《鸣锣开张：走向沁河流域》、《沁水古村落漫谈》、《获泽河畔：阳城古村落历史文化刍论》等4场讲座。7月29日—8月8日，在“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学科召集人、副校长行龙教授带队下，山西大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专家学者一行30余人来到沁河流域，开展了为期11天的田野考察，我也参与了这次调查。集体调查结束后，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方向多次去沁河流域考察。最后出版了31本专著，该套丛书2016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成果是《搜神记——沁河流域的村庄神明》。
三、教研相长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认为，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应使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并用“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来概括它。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借用人类学的反思理念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校正道路。可以说，历史学借鉴了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形成了历史人类学。于我而言，学习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实现人类学和历史学两条腿走路，也是最优的选择。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以及中心的发展方向，行老师让我为研究生开设了“口述史”的相关课程。“口述史”采取了理论讲述和实践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我坚持每年5月带着研究生去大寨进行调查。同时，还带着本科生暑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实际上是一个教研相长的过程。2014年8月10日—14日，我和胡英泽教授，带领本科生到永济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广大师生不避酷暑，行走于永济的村落与社区，实践着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调查结束后，亲自指导学生进行田野报告的写作。后来，这本田野调查报告集被列入行龙教授主编的“教研相长七书”该丛书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岢岚县扶贫工作。2018年，为了深入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的历史进程、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同时，为了践行总书记的重托、决战深度贫困，我和胡英泽教授带领8位研究生多次奔赴岢岚县进行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在岢岚县，广大师生走村入户、了解民情、倾听民意，先后对52位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我们这一年——岢岚县脱贫攻坚典型人物口述史》一书。该书201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上述都是在社会史中心教研相长的结果。
第一，人类学研究。乔健先生祖籍山西介休，1991被山西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同年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6年乔志强和乔健联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2001年乔先生又申请课题，将赤桥村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2011年秋，应山西凯嘉集团董事长路斗恒邀请，乔先生携家人回到介休进行了考察。2012年9月，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主办的“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圆桌会议在介休举行。在会上，乔先生初步提出了“文化自觉、自觉发展”构想，并首次倡议开展“黄土文明，介休范例”这一致力于推进地方文化建设的研究方案。2013年9月，由乔先生总体设计，介休市政府、台湾世新大学与人类学高级论坛合作，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共4个单位参与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的合作协议》正式签订。该项目“以人类学的‘黄土文明’研究为背景，从历史、民族、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等多个侧面，围绕介休未来的文化发展战略展开，目的在于以介休本土的文化传统为资源，既从人类学角度总结出黄土文明的理论成果，同时为介休的未来发展提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方案。”我参与了周大鸣教授为子课题负责人的“历史篇”的调查与研究工作，2016年课题结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乔先生的逝世以及介休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变动，三期计划只完成了第一期。对于其他学者来说，路途遥远，来山西调查不容易，对于我来说，近水楼台，可以沿着乔先生开创的道路，继续开展“黄土文明”的研究。这些年，我不仅继续在介休深入调查，而且也将视野扩展到了汾州地区、太行山区，以深化“对区域社会的整体性了解与文明类型的理解”。在研究中，我认为，黄土区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在区域研究中必须坚持整体性的理念。然而，目前中国人类学缺乏有意识的区域研究，其整体优势并不明显。基于此，需要在整体观的视野下，探索、构建新的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框架。在开展黄土文明研究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该区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长时段的历史延续、复杂性的族群关系，就需要将固定的聚落与走廊内流动的人群结合起来，呈现历史演变过程中历史的主体人及其活动，在此基础上达致对文明的了解与理解。同时，围绕人的生存活动社会流动，开展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与文化的重新构建，这就要深刻认识到区域对人类文化的形塑作用，对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
第二，历史学的研究。上文已经谈了我在社会史中心属于“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团队。集体化时代是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命运的年代，也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时代。直至今天，那个时代所形成的政策方针、理念思路，乃至革命传统依然在今天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如何开展研究，以深化集体化时代的研究，这是我思考的问题。然而，2013年，当我入职的时候，对于历史研究可以说一窍不通。在社会史中心教学与研究，一定要做历史研究，才可能站稳脚跟。同时，在高校当老师，如果没有课题，就如同在后宫没有子嗣这样严重。博士毕业后，很多老师的申请的是和自己博士论文相关的课题。近些年，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我的博士论文为选题申请课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另想出路。社科基金的选题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阅读文献和观察现在。由于史料储备不够，我只能观察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扶贫、脱贫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话题。我记得有一下午五点，在中心门口聊天，胡老师和我说，“你可以关注一下扶贫，以这个申请课题”。受此启发，我就开始进行文献检索和查阅史料，我发现，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贫困问题的存在，所以对于集体化时代贫困问题，大多学者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的，可集体化时代确实存在贫困问题。面对这样的状况，我想肯定可以做研究。但是又面临着时间、空间，研究内容等问题。社会史中心收藏着数千万件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史料，所以我将研究区域定在了山西。但是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仅仅有史料就可以做为社科选题吗，标书中还需要向专家说清楚所研究的区域的独特性。这让我陷入了困境。在行老师的启发下，最后我将研究区域定在了太行山区。燕山——太行山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且在集体化时代涌现出了西沟、大寨等一批典型。太行山八百多里，涉及三省一市，范围也很大，最后我就还是围绕山西开展研究，这也就是2018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集体化时代山西太行山区的减贫研究》。课题从微观史的角度切入，归纳减贫的多元路径，构建减贫的相关理论，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对集体化时代“国家-村庄”之间上下互动的复杂关系的学术积累有所贡献。太行老区在集体化时代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开展这一特色区域的研究，对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和解释模式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课题的研究成果不仅能直接服务于新阶段的贫困治理实践，当下的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对太行山这样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路径的归纳以及脱贫效果的分析，可以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理解发展与脱贫问题的实证经验。
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两项重大课题，分别为山西大学郝平教授主持的201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中国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与异地扶贫搬迁中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主持的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太行山传统村落也有了一些思考。我认为，“路”是太行山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可以开展太行八陉与山西传统文化景观构成的研究,将道路遗产这样的文化景观置于整体的、流动的、时空结合的状态中,考察道路与景观媒介、族群认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风景道建设”,在保护道路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的同时,提振地方经济、重塑族群认同,推动乡村振兴与区域复兴。针对乡村振兴，我在太行山区考察了长治市东、西黄野池这两个内地回族村庄的乡村振兴之路，研究指出：在新时期“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理论背景下,需要探讨与反思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在发展主义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新发展主义,并指出构筑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路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回味社会史
2018年12月，我调到了文学院民俗学研究所。离开中心，更加能感觉到中心这个学术机构的一些学术特点。仅举两点：其一，团队很重要。社会史中心现有专职科研人员13名，均为博士学历，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1名，讲师5名，年龄结构以中青年学者为主，是一支极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科研团队。中心有总的研究方向，同时每个教师还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小的方向是大的方向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其二，制度很重要。20多年来，中心制度不断完善，例如的“鉴知”名家讲坛已经举办了110期，每周三晚上教师的学术工作坊已经做了136期，每年两次的“鉴知”研究生论坛也办了25届；《社会史研究》也已经出版第十辑；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更是早已常态化。此外，每年中心老师的国家课题申报，都会首先在中心组织评审，行龙主任坐镇，中心所有教师参加，从题目开始，一字一句修改标书，这样的做法在国内外也并不多见。
从历史学再回归人类学与民俗学，我以为开展山西区域研究，应该把握四个关键词：第一，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第二，国家在场；第三，复杂的族群关系；第四，长时段的历史延续。金元时代山西籍著名学者郝经在向忽必烈上呈的《河东罪言》一文中高度评价山西的历史地位：
夫河东表里山河，形胜之区，控引夷夏，瞰临中原，古称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党号称天下之脊。故尧、舜、禹三圣更帝迭王，互为都邑，以固鼎命，以临诸侯，为至治之极。降及叔世，五伯迭兴，晋独为诸侯盟主，百有馀年。汉晋以来，自刘元海而下，李唐、后唐、石晋、刘汉，皆由此以立国，金源氏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故河东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顿滞，极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
山西北靠游牧文明的蒙古高原，南临农耕文明的河南内陆，历史时期，这片区域是联系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桥梁”和“纽带”。历代很多帝王在此建都，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因此，郝经提出河东是“九州之冠”。山西还是体现中华文明延续性特征最集中的区域。以旧石器时代为例，在黄土高原上发现的遗址就达到了一百多处。同时，这个区域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今天，文化上构成了延续性，是中华文化延续性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山西所在的黄土高原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的故乡。因此，立足山西地方社会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无疑能够揭示更多契合中国古代社会史逻辑的社会科学一般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将不仅有利于深化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将极大补充和修正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解释框架。”上述认识，无疑与在中心的学习有密切关系。
总之，我学术的成长，与中心各位老师多年来的帮助密不可分。行老师曾谈到：“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也不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我将秉承既要踏踏实实，又要志存高远的理念，在做好教书先生的同时，“将文章写在三晋大地上”。在开启下一个三十年之际，祝愿中心再上一层楼，成为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机构。
作者：郭永平，山西大学文学院民俗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