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一直是中心关注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展开大规模的研究实践始于业师行龙教授组织中心师生开展“图像抗战”的课题讨论，而这也成为我将集体化时代的日常生活研究延伸至根据地时期的最初起源。

2005年，值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行老师组织中心师生共同研讨“图像抗战”的课题。中心二三十号人马围坐在山西大学正门对面旧图书馆顶层的狭小空间里，简单的四方桌子拼凑在一起就围成了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大圆桌，虽然粗糙质朴，但氛围浓厚。行老师以“图像抗战”为视角，开列了妇女救国、婚姻家庭、军民鱼水、儿童团、军工、医疗防疫、商业贸易、民主选举、植树造林、灭蝗运动、乡村学校、新闻报刊、年画、鲁艺、剧团、破除迷信、调查研究、歌曲歌谣、街头文化等三十二章的内容，囊括了根据地的方方面面，丰富而完整。大家以各自分配到的题目为核心，展开对档案、报纸、政策文件及地方文献的广泛搜集。

正值此时，行老师从山西人民出版社购置回大部头的《新华日报》《太岳日报》和《晋绥日报》等影印版报纸资料以及多套根据地画报、画册。同时师徒多人还在行老师的带领下像挖掘宝藏一样，从主楼背后被废弃的图书馆第一旧址处拣选早已被厚厚的尘土覆盖的根据地、集体化研究的地方文献，也从堆放在与图书馆第二旧址台阶背后的万本旧书中抢救相关文献。结束工作时大家已是满身灰尘，眼耳鼻全然成了黑洞，眼镜也完全被尘土覆盖，却依旧乐此不疲，俨然是奔赴美国西部的“淘金者”，也像是挽救生命的学术勇士。这样的系统性资料建设工作使根据地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和文献基本形成规模，成为展开根据地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有了这些文献，大家的思路被有力地激活，并在行老师的组织下进行多次交流，七嘴八舌地讨论，不亦乐乎。这不仅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也催生了一批论文题目，如刘轶强的革命医疗、韩晓莉的戏曲与节日文化研究、苏泽龙的冬学运动、邓宏琴的蝗灾应对、刘宇的破除封建迷信以及我的学生闫志伟的减租减息中合理负担研究等等，都是从“图像抗战”课题中延伸而来。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心开始较多地关注并展开根据地的研究，可见此次关于根据地研究主题的设想所具有的前瞻性意义。

除了资料建设工作和思想的引领，行老师对于根据地的研究也积累了较多成果。从《太行精神永存》到《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再到《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是由对宏观的“太行精神”革命文化的解读，到对微观的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和历史命运的聚焦，而对“图像历史”的阐发，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关照。从理论方法，到小人物生活的细腻呈现，再到历史事实背后折射的政治文化，构成对根据地较为完整的解读。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启发和学术指引下顺其自然地将集体化时代的日常生活的研究拓展至根据地时期。

应该说，根据地时期是中共政权在地方实践的开始，也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起点。建国后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措施无不来源于中共在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共和国正是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太行是抗战的基石和革命的试验场，在中共革命研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井冈山—陕甘宁—太行—西柏坡是中共政权从初创到成熟的完整历史过程，太行在此序列中不可或缺。如果说井冈山体现了中国革命初期的原始形态，那么陕甘宁从早期的土地革命、游击运动向统一战线再向阶级斗争的形态转化，西柏坡体现出中共从战争走向和平、从革命转向建设的道路发展，而太行则因为面临更多的日军军事侵略和战争的烧杀抢掠而体现出更为艰难的环境改造和政权建设，于此形成了抗战的、独特的“太行精神”文化。太行精神在今年九月被中央宣传部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开展学术研究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而太行正是这样的含量极高的“问题”。那么，如何转换革命史范式的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架构，从更为新颖的视角展开对根据地的研究就成为破题的节点。

我将目光投注到“日常生活”的研究上。我的博士论文专注于对集体化时代农民日常生活的讨论，这得益于那个时期收集到的村庄普通民众家长里短、邻里矛盾等日常琐事的细腻资料，而其个人经历与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无不印刻着国家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烙印。那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状貌？

从着手博士论文的选题开始，日常生活就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去不断开拓这块未知领域。它是如此地迷人，令人神往。日常生活研究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命运沉浮直叩人的心灵，直指人生活的价值和作为主体存在的意义，也与社会发展的向善性直接相关。不同于生硬、晦涩、形而上的、钢筋混凝土般的社会科学理论那样冷冰冰，日常生活理论生动活泼、温婉多情，具有阴柔之美，可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最为人性化的领域。具体到根据地时期，在中共革命的巨大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农民的日常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农民的传统文化对国民党而言也许是无法穿透的铜墙铁壁，但对于中共而言却像带刺的玫瑰。通过将革命的理念和精神深深扎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中共终将拔出毒刺而迎来玫瑰的满眼绽放。那么，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又得到了中共怎样的改造？延续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过渡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太行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中共进行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层面，内含在根据地基层社会的结构中，更隐秘着中共革命的深层意义。中共革命的决策及其实施远远不是仅存于即有的意识形态中，更蕴含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中共决策的动力来源所在，日常生活层面所存在和产生的问题为中共革命提供了合理合法性，也为中共的变革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共革命的实践体现为革命深入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中共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改造即是革命实践的重要路径。这样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照即来源于行老师在日常点拨中的谆谆教导和我在中心点点滴滴的浸润与成长。

2021年又一轮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开始了，反思我自己的研究，确定怎样的选题就成为关键。时光把我拉回到2007年的那个夏天。是年，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召开关于社会调查的相关会议，邀请行老师参会。当时学界对于民国社会调查的关注成为流行的热点，但多关注民国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及日本在侵华期间的调查。行老师推荐我去参会，并嘱咐我就中共调查展开深入考察。借此机会，我在山西省图书馆及县市档案馆进行了资料的查阅和搜集整理，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社会调查的认知。可以说，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路径依赖，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调查是党调查理论渐趋成熟、活动趋于制度化后在党内广泛兴起的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调查，与之前的毛泽东、陈翰笙调查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一脉相承，同时又呈现出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逻辑演进。根据地、解放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雏形，社会调查作为党“范式”性的政治文化传统及特性，对党政制度的建设和各项社会制度的确立成形具有规范意义。社会调查本就是“图像抗战”课题的内容之一，行老师将其纳入其中，想来就是看准了其如此深厚的历史意义吧。在项目申报会上，我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予以陈述，得到行老师的肯定，信心倍增，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相关研究中，并最终顺利获得立项。回溯起源，早年间相关工作已经为我日后的思路成形奠定了视野和基础，这是起初不曾料到的。

我于2002年进入中心学习，之后留下工作，至今也已走过了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似乎只是眨眼间的过往，又似乎是时光长流中的潺潺湲湲。三十年前中心在乔志强先生的引领下开展了社会史研究的拓荒工作，我虽无从感沐乔先生率学界先锋的弄潮气概，却在业师行龙教授耳提面命的指导下，得以日渐进入对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学术研究，步步深入。我是中心诸多学生中的一员，其他诸位也同我一样经历了相似的学术成长。回首二十年来，在行老师忘我投入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精神感召下，数届研究生、博士生的赓续接力，使中心的资料库建设终成“工程”般的体量。这不得不说是积累了学术研究的丰厚宝矿，诸多学生包括我在内的毕业论文题目都从中而来，并在中心团队式的田野作战、方法讨论、论文撰写中不断获得学术成长。这当是中心学子进行研究的福气和底气所在。

祝愿中心在未来能继续打磨品质，走出自己的格局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