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在山西成长的学子，山西大学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高大庄严的存在。一个区域的开发与发展，与当地教育普及程度息息相关。如果不谈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而空谈所谓“民族性”或“民众素质”等问题，那肯定是无的放矢，徒劳无益的。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不能够写出自己名字的人口比例高达80%以上，这也许就是当时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改变这种状况，也成为建国初期开展民众识字运动的初衷。

一个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关于山西大学在中国教育史的地位与影响，行龙教授在《山大往事》一事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而山西大学在山西地方教育上的贡献与成就，更是无法抹灭的。从明清时代名闻遐迩的三立书院、晋阳书院开始，无数山西仁人志士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培育人才辛苦奔波，呕心沥血。山西教育与学术发展也从此呈现新的面貌。至1902年，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学堂问世。百余年来，出于其取得的卓越成就，山西大学成为许多人心目中“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重视中国社会史研究，是山西大学前辈学者们的特殊贡献与宝贵遗产。在我刚上大学本科时，江地先生的捻军史研究就颇有影响。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被称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开创之功，嘉惠后人。回想当年拿到乔志强与行龙教授共同主编的《近代华北农业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时，沉甸甸的巨著，深感震憾。学问可以做到如此精深的程度，自然会大大激发后辈学子投身于学术事业的热忱。

对于今天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发展，行龙教授可谓居功至伟。作为后学，尽管本人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创始人乔志强先生缘悭一面。然而，与行龙教授却是亦师亦友，过从至今已达30年。记得结识到行龙教授，是在1991年。当时，我刚刚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那一年，葛先生承办了“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影响”学术研究会，特邀行龙教授出席。那时，我只是一枚青葱学子，帮忙会务，有幸全程参加了会议。行龙先生那时已是还是副教授，风度翩翩，谦逊诚恳。因为同是山西人，我和行龙教授的交往从此多了起来，彼此也更为熟悉。之后的岁月里，行龙教授对我的关心、提携与帮助，再未有过间断，至为让我深为感动。如今，行龙教授虽已是著述宏富，桃李众多，但他致力于学术事业的热情却没有丝毫消减。前些年，行龙教授领导他的学术团队，对山西沁河流域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其最终成果，著述竟达三十一种，令人赞叹，这在中国学术界里，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记得有一年，在山西永济市召开学术会议时，开幕式与主题报告长达数个小时，身居山西大学副校长高位的行龙教授却坐在前排，仔细聆听，认真做笔记，没有一丝倦怠与无奈之意。笔者目睹此景，也知道了行龙教授多年来教学与科研工作成就斐然的缘由。

以前似乎有一种说法：山西人不擅长科举考试，历史上一个状元也没有拿到过。但是，就笔者多年从事历史地理及山西地方史的研究心得而言，山西人也许不擅长于科举考试，却并非不擅长学术研究。且不说古代学术史上有鼎鼎大名的裴秀、郭璞等人，就有清一代而言，山西地区人才辈出，其中，不少就出于三立与晋阳书院。这其中包括祁韵士与祁寯藻父子、张穆等人，而后者数人为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时，又结识了张俊峰教授，他那时正跟随行龙教授攻读博士。后来趁着回山西开会的时机，我又结识了胡英泽教授与郝平教授，从此成为了学术上的知己和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曾跟随行龙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我们经常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共同商讨前沿问题，其乐融融。如今，他们也都成为备受瞩目、成绩卓然的学术中坚，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实力雄厚，潜力巨大。

个人以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中坚力量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学术成绩，造诣卓荦不凡，除了他们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因素外，还在于他们发现与研究了诸多前沿问题，走在了根基于区域发展，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学术道路之上。注重区域研究与地理要素的影响，是20世纪世界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不再空谈宏观，而是由微观而宏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积累的丰厚著述，都有着区域研究与微观分析的特色与优势，这些著述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山西乃至全国区域社会的认知，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社会史研究的高水平，从而筑就了一块众所仰慕的学术高地。

深切祝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根深叶茂，蓬勃向上，为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