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我有幸进入中心学习，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硕士、四年博士的求学生涯，到2020年博士研究生毕业，整整十年光阴。回想起来，十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喜悦和懵懂，恍如昨日。犹记得硕士期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激动与惶恐，第一次独自进行田野调查的果敢与收获，第一次到校外参加学术会议的紧张与兴奋，第一次目睹名家风采的崇拜与景仰，第一次面对成堆档案时的惊叹与无措。这些经历如点滴的萤火之光，不经意间在一个初学者的心中汇聚，尽管微弱，却不曾熄灭。
硕士毕业三年以后，我选择辞职回到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为了能让我顺利毕业，新学期刚开始，张俊峰师就和我商量并敲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史，这个方向是中心最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拥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史料支撑。但是，因我硕士期间跟随张老师所做是水利社会史和宗族的研究，冒然进入集体化时代研究领域，还是没有手到擒来的自信和勇气。张老师一再鼓励我：“作为一名博士，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总跟着导师做，怎么会有创新和超越？”好在硕士阶段就在中心学习，对老师和同学们所做的集体化相关研究并不陌生，又有硕士阶段两个暑假亲手整理农村档案的经验，耳濡目染之下，使我在开展研究之时不至于手足无措。
“走向田野和社会”是中心倡导的治学理念，在经历了一年半的档案阅读和整理工作之后，田野调查就成为解决查阅档案带来困惑的捷径。张老师对调查毫不懈怠，那段时间老师诸事缠身，本想等他忙过这一段再提调查之事，他却回复我：“我认为调查非常重要”，在他的督促下，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踏上了去往阳城的田野调查之路。因阳城是张老师的家乡，为了使我对研究对象有更深的体会，张老师以当地人的身份带我走遍了村庄的大街小巷，寻访村干部和档案中涉及到的当事人，给我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村庄的历史，搜寻论文中相关的档案资料。言传身教中示范给我如何接触当地老百姓，如何做口述，如何按图索骥搜集资料。之后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田野调查经历，即便是他没有亲自带领，我也多了一分勇气和从容。
因研究的缘故，我完整地接触到一个村庄集体化时代的档案，正是这些档案，成为支撑我完成博士论文最足的底气，并将我带回了一个火热的年代。透过这些时而工整时而潦草的字迹，我努力地去理解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去理解生活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人们。在一次次翻阅、整理、抄录的过程中，似乎也对这些故纸产生了别样的感情。我时常觉得，包括这些档案在内的史料，是沟通现实与历史的时空隧道，是一个个无声电影的片段，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就是倾听这些无声的诉说，并尝试解读、表达的过程，乐在其中。
史料对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自社会史兴起以来，不仅在研究领域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改变了以往以宏大叙事为主的叙事框架，打破了固有的解释体系，更是在史料扩充方面颠覆了以往传统的观念，曾经被束之高阁的各类基层档案如今显得炙手可热，不得不说这是爆发在史学界尤其是集体化时代研究领域甚至是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的一场“资料革命”：“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兴盛发展更需要注重对相关档案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搜集、整理和利用，这或可称之为一场新的‘资料革命’”。（行龙）之所以是“新的革命”，必然是对“旧的革命”的继承与发扬，这就不得不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对史学的“革新”。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可谓是振聋发聩，以“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的理念首开史学革命之先河。无论是史观还是史料观，都深深影响着此后史学的发展方向，而他对于史料的解说，更是颠覆了传统的史料观。
（一）重视档案的利用和保护。梁启超将获得史料之途径，从传统的“文字记录者”拓展到“文字记录以外者”两大类。按照他的说法，档案和函牍作为“关系史迹之文件”一类的“最大宗者”，仅有关系史迹“千百之一二”留存下来，为此，梁启超也曾大声疾呼要重视档案的保护：“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摒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半个多世纪以后，集体化时期的档案，特别是散落在村庄的基层档案，又何尝不是面临着“危若朝露”命运呢？因此，开展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的搜集工作则成为当务之急。
（二）善于利用各类史料。梁启超独具慧眼，认为“在寻常百姓家往往可得极珍贵之史料”，特别提到账簿、家谱、小说的史料价值。例如商铺或普通家庭的流水账，亦或是常见的家谱族谱等。虽是寻常之物，但“牛溲马勃，具用无疑”，“在学者之善用而已”。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种类可谓应有尽有，“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账、实物明细账等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分登记表、斗争会和批判会记录、匿名信、告状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证等也有一些收藏。”如此林林总总的史料种类，为研究者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空间和选题，正应了梁启超所言“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所取也。”因而，从不同的兴趣和领域出发，基于数量与种类繁多的史料基础，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研究应当大有可为。
如果说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的问题，那么傅斯年和他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的工作，则是解决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可谓是近代中国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梁启超主张善于利用各类史料的观点相类似，傅斯年则更加重视史料尽可能地扩张，并以此作为判断学问是否进步的标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除此之外，研究者是否能够主动做到寻找新材料，则关乎到学问的发展：“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正因如此，便有了那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经典论述。在如何寻找史料开展研究方面，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介绍了新的工作方法：“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种新的模式被概括为“集众式研究”，他特别强调研究过程中团体的合作，而这样的研究过程必定要经历找寻材料的阶段。王汎森在评价这种以大规模的团体方式外出寻找史料以及收集史料的方式时说：“这种以集众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长时期到各地搜集史料的方式，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回顾起来，或许不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在当时如此这般获得史料、扩充史料，的确是前所罕闻的”。
如今，这种“集众式研究”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已被广泛运用在集体化时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当中，面对种类繁多数量庞杂的资料群，依靠集体与团队的力量对集体化时代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不仅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觉”，更在实践中丰富了其内涵，即“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实践：“在获取历史现场感的同时获取地方资料，在获取现场感和地方资料的同时确定与认识研究内容。”（行龙）
在对史料的开拓和搜集方法的运用方面，梁启超和傅斯年无疑引领了20世纪初史学界的潮流，除此之外，其他史学前辈在运用和搜集史料方面也各有所长：例如陈垣善用工具书搜集史料；陈寅恪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且善于运用小说证史，注重私家记载；蔡元培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顾颉刚强调对各种史料要“一律平等看待”。这样的观点在史学界已成为经典，可谓常提常新。
以上在讨论过20世纪的史学革命在史料观点的革新对搜集和运用集体化时代资料的影响后，这里想作两点总结：
首先，以梁启超、傅斯年为代表的新的史料学观点虽各有千秋，但求同存异中概括其共同之处就是“既广且精、官私并重”。应用到处理集体化时代的资料时又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搜集和整理时的“广而精”，既要做到对材料系统全面的搜集，又要做到对“重点材料”（阶级成份登记表、账册资料、上级来文）的精心整理和运用；既要注重官方档案的搜集，也不能忽视存放在村民家中零散的个人资料（如日记、家谱等）；二是在运用资料做研究时的“广而精”，既要有“核心史料”支撑，也要“取材详备”，尽可能将史料丰富多元化，避免资料单一的弊端；既要注重基层档案、私家记载，也不能忽视中央和地方的官方文件，对各种史料“一律平等看待”。
其次，以梁启超、傅斯年为代表的新的史料学观点一经提出，立刻获得学界同仁的认可，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生态有关”（王汎森）。半个多世纪后，面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亟待填补的空白，新的环境需要有新的史观相适应。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对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新的“资料革命”也就应运而生，它尤其强调以“集体调查”的形式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基层档案资料建设工作：“只有通过‘集体调查’，才能在这场新的‘资料革命’中全面系统的搜集档案资料，从档案资料中发现问题，从发现问题中解释历史，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链，进而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行龙）从对史料观的革新角度来说，“资料革命”与20世纪的史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开篇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新材料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以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以新材料拓宽新领域，以新材料探寻新方法，在集体化时代资料搜集和运用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不断地被搜集、整理和利用，有些已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目前学界在搜集和利用集体化资料时所倚重的方法各有侧重，或独辟蹊径、或博采众长，可谓春兰秋菊、各有千秋，然而，“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学理念是中心学人一贯所秉承的，为学界所公认。
作为国内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极其注重社会史资料的收集，可谓是中心最鲜明的特色。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乔志强先生的指引下，中心就奠定了收集地方文献的价值取向。二十余年来，这样的价值取向在中心三代学人之间薪火相传，到目前为止，已收集到了大量地方民间一手文献，其中最具特色和价值的应当是“集体化时代山西基层档案资料”，备受学界瞩目。十多年来，秉承“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采用“集体调查”的方法，行龙带领师生掀起了史学界的一场“资料革命”。他们脚踏实地、栉风沐雨，带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足迹遍布三晋大地，收集到了两百多个村庄、数以万计的集体化时代基层资料，内容繁多、数量庞杂，这些以记录村庄、农民生活为特点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农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解体这段‘集体化时代’的历史，成为研究集体化时代最为详实和丰富的资料库。
2008年，中心利用搜集到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档案资料，创建了国内第一无二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细腻生动地展现了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农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解体这段特殊的历史，“展览馆不仅成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和‘情境化’教学实践的重要平台、真实再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变迁过程的重要场域”（《光明日报》），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了国内外、港台地区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在资料建设利用方面独树一帜。
对于这批来之不易的资料，中心师生绝不会漠然置之。首先，在资料利用方面，《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出版，可谓开辟了“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新领域，中心也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依托资料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卓著，不胜枚举。其中以《回望集体化 山西农村社会研究》为代表，汇集了中心师生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集体化时代研究的论文，反映出山西农村在集体化时代基层社会变迁的历史。其次，在资料建设方面，随着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日益丰富与成熟，整理出版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及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已逐渐被提上议程。2011年，率先推出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精选典型史料，以图配文，勾勒出了半个世纪“集体化时代”的北方农村发展史。2012年，由行龙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立项，以此为契机，2014年1月，正式启动了山西农村基层档案的扫描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平遥县道备村等五个大队（公社）扫描工作，总计近12万页。在此基础上，计划以影印形式出版资料集50—100册，为建立和完善以《山西大学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档案数据库》为名称的数据库软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除了传统的档案整理工作，在如今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学术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由大数据促成的史学领域研究方法、路径的深刻变革，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和关注，有一些学者已率先采用了数据库或数据分析方法开展集体化时代的研究。集体化时期保留存的农村档案中，很大一部分是阶级成份登记表、会计凭证、账册、报表、“四清”档案，这一类的统计型档案就为建立数据库和运用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方法进行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中心紧跟时代步伐，自2014年以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量化史学团队合作建立“四清档案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36个大队，179个生产队，7741户的数据库建设，每户包含214—230个变量。除此之外，阶级成份登记表也是集体化时期农村档案的重要类型，目前，中心已整理出“10余县份、60多个村庄、近 300个生产大队超过10000户（家庭）的相关资料。”量化数据库模式方法对于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意义就在于：“通过对现有的《阶级成分登记表》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土改前后、集体化时期山西乡村的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也可以说明集体化在村庄层面具体实践的差异性，这是个体村庄研究所不具备的。”（胡英泽）
如果从2003年行龙老师在旧货市场的那次“淘宝”算起，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耕耘，中心不仅展示了集体化时代农村资料建设方面的卓越成就，并把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推向了最前沿。这其中，则凝聚着“薪火相继”的传承精神。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得益于中心的史料和对史料的态度，我还保持着心中那束光的明亮。真心地感谢中心对我的培养，这里不仅教给我学识和追求学识的态度，还教会我面对人生和生活的姿态，无论身在何方，我都会以中心为荣，始终关注着她发展道路上的一点一滴，也时刻警醒我作为中心学人不可有丝毫懈怠，铭记“ 研经铸史，薪火相继”。
祝福中心！
作者：张瑜，中心2020届博士研究生，现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