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山西大学将迎来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建校120周年大庆，加之坊间亦有传言山大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不久或即成为事实，令每一位山大人都感到欣幸不已。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而言，则是双喜临门，因为我们也将迎来中心成立三十周年的日子。作为中心的一份子，为中心成立以来三代学者共同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业界积累起来日益高涨的学术声誉，感到由衷的崇敬与自豪。具体到我本人，则需要认真总结、明确定位,奋发前行。

二十年余前的一本毕业纪念册上有则留言道：“赵夫子，一剑一箫行不江湖，不求与人同，但问自己心。”可知某人之不合群、不谙人情世故久矣。

十年前同学的一则简记也提到某人，“在国学院的诸位同仁中，中亚是最有民国范的。……他个性随和，洋溢着淡淡的民国味，所以谁都愿意找他帮忙。”似亦在说明某人之不入时。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入职社会史中心后，虽立刻发现每位老师都有国家级课题，科研上积极进取，教学上一丝不苟，以中心为家，很被打动，但并没能转化成体个体的行动。这种个性或习惯上的散漫，还体现在至今未养成登陆学校办公系统的习惯。对新的游戏规也常缺乏接近、理解、应用的意愿以及耐心，比如说项目与报账，这些久已成为当代学者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为中心、学校做贡献上，说不过去。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半路出家者，学术上往往还有那么点理想主义的成分。来山西后，在研究方向上太久未能找准个人定位，加之家庭及孩子（夫妻长期分离，双方父母年长，留守儿童）等问题的困扰，令我确实迷茫过。如今，仍得以继续行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主要得益于中心学术氛围的包容，领导以及老师们的鼓励与督促：

入职中心之初，行老师就提醒我们，“要尽快转到山西的研究上来，这样的学术研究才会有持久。” 山西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研究的宝库，已为无数学者的工作所证明，但对于一个从不善于向同行学习、求助，并缺乏自信的人而言，确实不容易。五年前在撰写《弘道遗爱：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时，当因资料过少，几要生出逃离之念。在路上与行老师的一次偶遇拯救了我，他的信任让我不得不硬起头皮，坚持下去，最终一个月就完成了那部并不成熟的小书。

中心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屡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当在申请项目屡屡不中时，郝老师曾建议申请古籍整理相关项目；胡老师则在中心会议上激励，“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要按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在张老师那里，更是出自长兄般的关怀，身体亮起红灯，他为我寻医问药；项目、论文进展不顺，提出许多非常好的建议。李老师是同学亦更是亲人，来山西这些年，从生活（小如租房，大到成家）到工作（选题、项目、论文）得其建议与帮助，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毛不易唱过一首《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芸芸众生中，大部分人注定是平凡的人，但他们未必甘愿一生碌碌无为。我也一样，“普通”可接受，躺平则不会。

来中心这些年，除田野考察、查文献、假期探亲外，同各位同仁一样，我多会在办公室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努力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及方向，

发掘山西相关的数字资源，建立自己的数据库。熟练利用网络数字资源已成为如今学者生存的基本技能之一。网络数字资源曾是我完成博士论文的主要利器，没有美国的“档案数据库（www.archive.org）”、英国的“大不列颠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我就没有办法从事傅兰雅以及《格致汇编》的研究；而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香港的各种报刊库在我撰写《弘道遗爱》过程中也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今，依然是本人从事山西地方史，尤其是清末民初山西社会政治变迁的重要资料来源。多次试错后，我最终将义和团运动山西善后问题作为进入山西区域研究的第一步，该领域中文文献基本来自已整理出版的义和团运动文献（当然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必要进行爬梳），而前人未及利用的时人文集、日记则来自京沪晋三地的图书馆；此外，还有报刊，如《北京新闻汇报》、《中外日报》、《外交报》、《申报》、《大公报》等则来自各种数字资源；相关问题中的涉外方面，除英国公使的个人日记、书信取自国家图书馆外，美国的Hathitrust数据库、耶鲁大学“圣三一”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俄勒冈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的数字资源帮助亦很大。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我又将研究范围扩充到辛亥革命前后乃至阎锡山时代，即20世纪前三十年的山西。这个时代最为基本的特征是，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新政、预备立宪，再到山西的辛亥革命以及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地方档案几乎丧失殆尽，已有研究大多通过文史资料建立起来，其缺陷极为明显。而借助山西地方文献（三晋石刻大全、家谱、文人文集、日记）西人著述以及省内外的报刊，仍有可能作大幅的推进。

与此同时，受中心社会史整体学术氛围的感染，尤其是行老师所提倡的“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学理念的影响，我也愈来愈注意到地方文献、田野考察的重要性。2015年春季在长治地区、夏季在河北宣化地区对天主教的考察，是本人独自进行田野考察的起点，前者以搜集天主教建筑家李有刚的相关信息为目的；后者则是追寻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在张家口地区的活动以及其同首批中国籍主教的关系，虽然两次考察均未达预期目的，也有意外的收获，比如注意到洞儿沟以及赵家岭天主教家族的墓地、墓碑乃至家谱、契约，这些目前暂时搁置，但将来仍有必定有发挥其功用之时。此外，在教学以及指导学生过程中，反复重申“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故虽相对于各位同仁确实已落后许多，但诚如崔健所唱，“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人生贵在坚持，有坚持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