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2022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华诞的大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内心充满了期待与激动，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感。激动，因为这是我2015年入职中心以来第一次参与盛大的所庆活动，能够与中心师生及学界前辈、历届校友共襄盛举，实为人生一大幸事；紧张，则是因为我将本次盛会作为对自己在中心工作的一次检阅，重新审视自己学习、工作与成长之路是否达到了入职时所定的目标，扪心自问还有多少差距。借此机会整理思绪，将自己求学以来与中心冥冥之中的丝缕关系串联起来，能够深切感受到自己已从只能遥望的“旁观者”变成了相知相守的“家里人”，学术、工作与生活相融于斯，也成长于斯。
老实讲，我知晓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名号比较晚，大概是在河北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大三下学期。2007年上半年，我选修了范铁权老师讲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课程。当范老师讲到近代高校教育模式时，专门论述了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并由此提到当时的山西大学历史学非常有特色，因为有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鼓励师生走向田野，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资料调查，而且中心负责人、时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的行龙教授能够发动全校学生搜集史料，尤其是岌岌可危的农村档案资料，实现了课堂与社会的完美结合。听闻于此，我对当时还非常陌生的“社会史研究中心”感到由衷的钦佩，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因为此时自己还没有真正触摸过图书馆藏的一手文献，而山西大学的学生却在发掘藏于民间的一手史料。在相当程度上，这件事使我的自尊心仿佛被针扎了一下，鞭策我积极主动找关系，混进“教师阅览室”，抄阅感兴趣的原始史料，以寻找毕业论文选题。可以说，推动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各种因素中，“中心”的刺激是重要一项。
此后，经过考研初试与院校复试的层层选拔，2008年9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个星期所里公布了导师分配方案，我有幸成为杨剑利老师的开门弟子。爱笑的杨老师文质彬彬、和蔼可亲，初次见面便请我和另一位同门学生下馆子。聊天中得知，杨老师原来是山西大学历史系1992级本科生、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1996级硕士生，而且硕导是大名鼎鼎的乔志强先生，遗憾的是乔先生于1998年仙逝，之后在行龙老师的指导下取得硕士学位。杨老师讲到，乔先生是一位博学笃行的大家，有时去乔先生家接受论文指导，能够看到他一边照看孙辈孩童、一边还手不释卷的温馨场景。算下来，杨老师应该是乔先生指导过的最后一位女弟子，当时我瞬间感到自己与乔先生及社会史中心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在清史所读书期间，经常耳闻一些所里流传的名人逸事，其中一则便与行老师有关。1990年代的博士生可谓是加强版的天之骄子，凤毛麟角，而以教授身份考博深造者更是寥若辰星、难能可贵。后一种情形恰在清史所1995级的博士生中出现了，并成为所里流传至今的佳话。我入学后对此也有耳闻，但并不清楚是哪一位教授博士，随后在参加所庆活动时（2008年9月20日）得到了一本内部编印的纪念文集《我与清史所——写在清史所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对此爱不释手，通读了每一篇文章。其中，在读完一篇题为《我的老师戴逸先生》的文章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著名的教授博士就是文章作者——行龙老师。行老师在文章中提及自己是1994年评为山西大学教授，第二年考入清史所读博，师从戴逸先生。事后得知，行老师当时作为山西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并不安于现状，而是追求卓越、继续求学，个中缘由固然有清史所作为学术殿堂的吸引力，但更多的则是自己永无止境的学术追求与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这使我对行老师及其领导的社会史中心肃然起敬，并萌生了日后前往拜访的想法。谁能料到，十年之后，我竟能与行老师作为校友一起乘高铁赴京，参加2018年清史所的四十周年所庆，庆典中行老师作为唯一的毕业生代表发言，其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清史所和戴逸先生的感恩与祝福，引起全场共鸣。会后返并的路途中，我与行老师在车上并排畅谈，专门提及了“教授博士”的佳话，行老师说其实自己当时并未想太多，只是感到自己学问做的还不够，需要到最前沿的学术机构学习、充实。尽管行老师说的很随意，但我却深切感受到了一位学者的谦逊与质朴。
2009年上半年，出于好奇，我选修了夏明方老师的《环境史》课程，并由此开展了生平第一次社会调查，而这与中心另一位老师的刺激密切相关。开课后，夏老师除指导我们阅读国内外经典著作进行课堂讨论外，还要求每位听课者写一篇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性论文，鼓励我们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并在回老家时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各类史料。看到我们面露难色，夏老师专门举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老师撰写博士论文的例子，来鼓舞我们。夏老师讲到，胡老师有关山陕黄河滩地的博士论文就是沿着家乡永济市的黄河一路走访、调查而写出来的，除了查阅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外，更多的是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鱼鳞图册、碑刻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解释框架与新观点，与学界久负盛名的“关中模式”进行对话、辩论，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是从地方高校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学者，也是我们的榜样。闻听于此，我感到非常吃惊，没想到田野调查竟有如此魔力，可以支撑起博士论文的写作。胡老师的名字也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虽然课后未能在网上检索到他的博士论文或专著（《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由北大出版社2012年出版），但查到其博士期间在《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发表的系列论文即已令我倍加叹服。在此刺激下，我决定以河北安平老家滹沱河与特色产业（丝网）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撰写课程论文，并开展史料搜集与田野调查。然而，尽管我也沿家乡滹沱河考察河道遗迹、庙宇碑刻，去县档案馆查档，采访村中老会计与丝网厂主，录制高寿老人对水旱灾害与生存技巧的回忆，但终究成果有限，民国及之前的田野资料收获寥寥，最后完成的课程论文仍以现存几种地方志为主体史料。自己这段学术刺激下的田野经历，虽有“东施效颦”之嫌，却仍不失为个人田野调查的“首秀”，尤其是体会到了民间田野资料搜集之不易，而像胡老师及中心能收集到成序列的乡村系统资料更是难上加难，若无持之以恒的坚强意志，势难做到。
在读研过程中，我的学术兴趣愈发浓厚，故在研三上学期申请了硕博连读。承蒙夏老师不弃，我于2011年9月升级为清史所的博士生。夏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细致的解惑指导，推动我在浩瀚史料与经典著作之间形成学术反思能力，并带领我真正走进了充满“华山论剑”的学术圈。其中，参加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便成为我近距离接触学界前辈的重要窗口，这里面就包括从社会史中心走出的学者。2012年12月，我随夏老师前往河南南阳参加第九届灾害史年会，拿到会议手册后发现社会史中心的郝平老师也来参会，这让我非常兴奋。因为我提交的会议论文为《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而郝老师的新著《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于该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我正好可以向行家请教，对文章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第二天去会场的路上，我锁定郝老师的位置后便走过去打招呼，由于这是我首次接触中心老师，心中不免有些紧张，没想到郝老师等我自报家门后便说已读了我的文章，称赞写的有锐气，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从史料筛选、数据统计方面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这次碰面使初出茅庐的我备受鼓舞，也推动我继续深化灾害史与货币史的融合研究。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曾受业于李文海先生的赵晓华、周琼、贾国静三位老师，她们还半开玩笑地让我叫“师姑”。其中，中国政法大学的赵老师专门强调她可是我的“亲师姑”，因为她不仅是夏老师的师妹，也是杨剑利老师的师姐，曾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1993级硕士，师从乔先生。这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祖国处处有亲人”的感觉，感到与中心的关系更近了一层。2013年5月，我在夏老师指导下撰文参加由人大生态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旱暵水溢：世界历史上的河流、洪涝与旱灾”国际学术研讨会，意外发现社会史中心的胡英泽老师也在会场。欣喜之余，我忙趁茶歇时间主动向胡老师请教论文写作与资料调查的问题，胡老师很热情的向我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并建议我要重视华北乡村民俗史料的搜集，其中不少内容与灾害、货币相关。胡老师的建议坚定了我到山西、河北进行资料调查的决心，而社会史中心便是重要一站。
2013年12月，筹备已久的资料调查计划终于付诸实践，此程主要包括太原、石家庄、保定三个城市，夏老师还嘱咐我要到社会史中心拜访、学习。其中，首站太原是此次调查的重点，我借住在已成为山西大学教师的好友乔松林家，先后考察了山西省档案馆、山大社会史中心与历史文化学院、晋祠博物馆、太原市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等处。考察过程中，见到的第一位中心老师是在省档偶遇的张俊峰老师。当时经刚认识的山大历史系博士生郝东升引见，我方知正带领学生查阅档案的学者是张老师。张老师很热情，主动与我握手，并介绍了省档资料的特点，并提及与我博士论文相关的晚清北洋资料很少。闻此，我虽感到比较失落，却感动于张老师的热忱与坦诚。这件事很小，可能张老师已经淡忘，但我一直铭记着对我的助力。尤须提及的是，在我联系郝老师、胡老师提出拜访的请求后，当天晚上两位老师联系饭店请我吃饭，同往的还有我初次见到的向晋卫老师和中心常利兵老师，此外乔兄联络的在山大工作的数位人大校友也来聚会，大家济济一堂，畅谈良久。记得，常老师发现我沾酒后脸色通红，还好意为我挡酒，让我少喝，使我能够头脑清醒地与大家聊天。这次会面，让孤身在外访学的我有了“回家”的感觉，也对山西学者的好客与朴实有了更深的了解。第二天，我在胡老师的引领下第一次参观了中心资料室、档案室与展览馆，密排的各类藏书、层层累积的档案柜、富有时代气息的农村社会展览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中心师生在历次田野调查中抢救出来的大量农村档案让我懂得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而中心老师把论文写在三晋大地上但学问又不限于娘子关内的气魄，使我明白中心是一处做学问的绝佳之处，便有了心向往之的情感。
随着博士论文写作的推进与毕业论文答辩的临近，自己的毕业工作问题便提上了日程。除了每日在宿舍奋笔疾书外，登陆“高校人才网”“高校教师招聘网”便成为自己的一项例行公事。当我看到山西大学的招聘信息中列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时，便毫不犹豫地将简历投到了相关网站，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接触已使我对中心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缘于我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华北小额通货正是以河北、山西为核心地域，与中心的研究方向相近。2015年1月下旬我接到山大人力资源处的面试通知，订好高铁票后，于2月1日上午赶到太原，下午与同来应聘的厦门大学曾伟兄一起去中心拜见行老师。虽然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心，却是第一次面见行老师，心情很激动，也有些紧张。开门迎接的胡老师把我们带到了二楼办公室，而行老师早已起身相迎，微笑着招呼我们坐下，这使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了解完我们的基本情况后，行老师介绍了中心的发展状况与对应聘人员的要求，并勉励我们以平常心对待面试，课程试讲与学术汇报时不必紧张。行老师的勉励使我放平心态，顺利完成了第二天的面试。老实讲，这是我求学以来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毕业应聘，可谓意义重大，此后虽然也有其他高校的应聘或博士后机会，但中心对我的吸引力消解了我参加其他面试的动力，从而使此次山大之行也成为我的最后一次面试。4月，我收到被山大录取的通知后，第一时间分享给了夏老师，夏老师听后也很高兴，让我后面安心修改论文，准备好5月下旬的毕业答辩。待答辩顺利通过，我开始整理自己的各类“藏书”，至6月中旬，共打包17箱，花费1500元邮寄到了山西大学，并在乔兄的帮助下搬到了我预先租下的山大家属楼，据说乔兄因此歇了两天才恢复元气。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杨剑利老师一起拜访了首都师范大学的魏光奇教授，除了感谢魏老师对我的论文修改提供过宝贵意见外，还因为魏老师曾是山西大学历史系1978级硕士，他告诉我，作为当时的首批研究生并没有固定的导师，而是由资深教授组成的导师组来指导，其中便有乔志强先生，所以他也是乔先生指导过的学生。拜别时，魏老师鼓励我在社会史中心要踏实努力、做出成绩，并向我赠书两本，其中《官治与自治》一书的后记还专门表达了对乔先生的怀念与感恩之情。在我离京前夕，夏老师夫妇与我的师弟师妹们组织了一次师门聚会，一起为我践行，夏老师告诫我工作后切勿懈怠，在中心要多学习、补短板，闯出一片天地。记得当晚下起了暴雨，我回望雨中的人大夜景，向七年的硕博生涯作了告别，感谢并牢记恩师的嘱托，开启新的人生征途。
2015年6月29日，我离开人大奔赴山大，当天办理了入职手续，完成了由学生向老师的角色转换，与中心的关系也出现了从“旁观者”到“家里人”的蜕变。入职后，行老师曾找我单独谈话，表达了对我工作与科研上的期望，一方面要积极参加中心的田野调查工作，掌握田野资料的搜集与解读技巧，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研究与中心的研究方向融合起来，创作出具有中心特色的科研成果。对于行老师的建议，我深以为然，这也成为我工作后的努力方向。限于篇幅，我仅从这两个方面对我近七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简要总结，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加入中心团队进行田野调查，是我入职后参与的首项工作，也是我在中心培养下取得较多进步的地方。2015年7月4日，行老师带领中心师生40余人乘车来到晋祠镇赤桥村考察，这是近代山西著名乡绅刘大鹏的故乡，也是与中心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传统村落。在村民喜庆的锣鼓声中，双方共有的“晋水流域田野工作坊”正式揭牌，此后赤桥进一步成为中心接待国内外学者访问、讲授本科生实践课程、采集乡村口述史料的重要站点。我此后在数次参与赤桥工作坊的过程中明白了：持续的田野调查需要团队协作，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所能完成，而且田野工作需要遵行方案设计、物资准备、人员分工、资料分类、整理录入等一套专业化流程，并非简单地走村串户、拍照录音。此后，在2015年8月的浮山调查与2017年10月的绛县调查中，我被委以重任，成为带队老师之一，带领学生深入村镇、细致走访，通过实践提高了自身的田野工作能力，我所带队的小组成果也有了明显提高：从2015年收集的各类资料1.5麻袋增长到2017年的7麻袋。当然，成果的多少存在地域风气、资料保存优劣的差异，但自己在跟随中心调查学习过程中确实掌握了基本的方法技巧，从一个门外汉跨入了门槛之内。而且，自己的研究也开始较多地利用碑刻、契约、账簿、家谱等田野调查中得来的民间文献，并与自己研究生期间搜集的官方档案相结合，从而提升了论文写作的扎实程度。
在科研方面，我入职后其实经历了一段迷茫期，无法找到既重视运用官方档案又充分吸收民间文献之间的平衡点，论文写作中经常顾此失彼、陷入停滞。非常幸运的是，中心的“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制度为我的研究带来了突破。自2015年至今，我在工作坊已作了8次学术报告，每次均将自己研究中的心得与困惑分享给中心老师，而各位老师坦率的批评与精到的建议经常赋予我意外收获，有种“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甚至不少老师将自己珍藏的民间文献无私地与我分享，使我逐渐走出了困境，并提升了学术活力。可以讲，我在工作期间发表的所有专题论文均提前在工作坊中做了报告，依据中心老师的批评意见修改后才进行投稿，所以，自己的些许成果其实是中心老师群策群力的产物。同时，身在中心愈久，愈有种对山西文献与山西史选题的高度敏感性，这也是行老师期望我有所作为的领域。经过较长时间的写作与修改，我的《铜元何以占领农村：清末民初华北小额通货的流通与更替》与《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迁初探》二文终于在2020年发表，二者均涉及了货币流通变动对山西城乡社会的影响问题，虽然相关的概念体系还不甚完善，但终究是自己迈向区域社会史的重要一步，也是对自己阶段性努力的一次总结，整装再出发。
行文至此，不得不搁笔了。从2007年知晓中心算起，至今已有近十五年的光阴，独特的境遇与奇妙的缘分，让我与中心的关系从“遥望”走向“相守”。若从2015年入职中心算起，工作至今的近七年时光中，我从中心大家庭学到了太多、收获了太多，各位老师也都给予过我太多的包容与关照，在此需要郑重道一声感谢，除了前文提到的行老师、郝老师、胡老师、张老师、常老师外，还有马维强老师、李嘎老师、赵中亚老师、冯艳花老师、曾伟老师、贾登红老师、郭心钢老师、张力老师，以及曾在中心工作过的郭永平老师、王帅老师。希望中心在今后的征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昂首阔步迈向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