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心将迎来她的三十岁生日。
作为中心大家庭里的一名晚辈，我是沐浴在“社会史重镇”的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对中心初创时期历史的认知实际上并不很丰满。但是，十年来，通过聆听各位师长的教诲，阅读各位师长的文字，我的头脑中逐渐拼凑起了中心从创立到发展的大致轮廓。仰望着悬挂在走廊墙壁上的一张张黑白色影像，触摸着档案室里搜集保存的一沓沓泛黄的文献资料，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感、厚重感，不禁让人感慨岁月的匆匆流逝，感叹几代学人凝心聚力所坚守的一摊事业。同样是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尤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2009年9月5日清早，坐了一夜绿皮火车的我，来到山西大学初民学院报道，开启了令人向往的大学生活，当晚的天空还飘起了雨点。入校第二天，我随班集体参观了校史展览馆。8日上午，学院一百多人聆听了行龙老师为我们专门作的校史讲座。那时候，行老师是学校副校长，也是初民学院的名誉院长。在讲座的最后，行老师期望刚入学的我们能够在大学认真做好三件事情，一是“珍惜时代”，这是社会给予的条件；二是“志存高远”，这是奋斗的目标；三是“勤奋努力”，这是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啊，只有志存高远，并且刻苦勤奋的人，方能不负四年的大好青春。
8号当天下午，学院又组织我们来到鉴知楼，参观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综合展”。那时候，对展厅墙壁上的图片文字还没什么直观的“兴趣”，倒是摆在角落里的那些各种实物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有耧、有木铣、有簸箕、有铡刀等，杂七杂八，都是农村生产生活中时常用到的器具。作为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对这些东西显然有一份潜意识里的亲切感，不过也有些是我这个农村娃所不认得的。也许正是受这份“好奇”的驱使，我站在后来才知道是搧车的大家伙什旁边，让同行的室友帮忙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在大学里的第一张照片。
一次听讲，一次参观，这是我与中心最初的一面之交。
大三年级，我从初民学院分流至历史文化学院学习，开始接受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也是从这时开始，我集中聆听了中心诸位老师亲授的相关区域社会史课程。与以往所学略有雷同的历史教材相比，社会史课堂上丰富生动的内容，的确另人耳目一新，也引起了自己的兴趣。凡是家乡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男女老少、桌椅板凳、猪马牛羊，似乎都能进入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当中，而化为一则饶有兴味的历史故事。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情感上的亲切感，让我在具备本校保研资格的情况下，首先选择进入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又有幸成为行龙师门下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2012年10月保研之后，行老师便要求我们这几位同届保研的学生提前接触档案、整理档案，用行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摸资料”。这是中心历届学生的必修课、第一课。就这样，在大四学年剩余的多半年里，我多次进到中心二层档案室，系上围裙，戴上口罩、袖套，从一个一个蛇皮口袋中拿出尘封已久的历史材料，然后整理干净，摆好顺序，并在电脑中进行归档编目。因为年长日久，档案里夹满灰尘，稍一抖擞，这些颗粒尘埃便弥漫开来，在投射照进屋内的阳光下肉眼可见，然后落在眼前的桌面上，落在对面同学的发梢上。档案里还不乏老鼠屎粒和各种风干的小虫子，几个女生见此形状，不由得惊出几声尖叫。起初觉得，这不过一件脏兮兮的苦差事。
然而，长时间接触这些档案，难免不心生好奇去翻看那密密麻麻的文字。每次遇见奇怪的物件或是有趣的故事时，大家便拿过来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你一言，我一语，苦差事变成了欢乐事。后来明白，这或许才是行老师的真正用意，整理档案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整理档案过程中，逐渐自觉地去接触历史，寻找对历史的那种感觉。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正是在整理档案过程中寻找到的题目，并依据这些档案撰写完成。此后，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自己也曾多次参与中心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扫描和编目工作。接触的历史材料多了，也便有了那种快速进入历史情境的敏感。
一开始，根据行老师的建议和安排，我们这一级五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都要做口述史。为此，在研究生一年级阶段，中心专门为我们开设了口述史课程，由郭永平老师负责为我们讲授。一个学期过后，我对社会史的田野工作有了基本的认识，也初步掌握了口述访谈的一些实用技巧。于是，利用寒暑假期，我曾在父亲的陪同下拜访村里的老者。当时计划对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老太太做深度访谈，不曾料想，当我第三次前去访谈时，却被邻居告知她已在前不久去世了。这位历史亲历者的历史，随着亲历者本人的离世，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这也让我明白，做口述就是与时间赛跑，稍不留神，历史就会如流沙般从指间滑落。此外，我也常独自一人骑车前往家乡周边的村庄考察、访谈。只不过，那时的田野和访谈，还是比较浅层的、零碎的，甚至是漫无目的的游逛闲谈。与生人打交道时的那种忐忑心情，热情乡亲的坦诚接纳、倾诉，围观群众投来的奇异目光，以及田间地头的那抹扑鼻草香，一同构成了我踏入社会史门槛前的田野初体验。
之后的硕博士阶段，我曾随中心师生先后前往永济、浮山、绛县、岢岚等地进行集体考察，并跟在行龙老师、胡英泽老师、张俊峰老师等身边积累田野经验。在绛县时，我还作为小组组长负责了卫庄镇各村庄的考察。这都锻炼了我田野工作的能力，也让我对乡土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正是在一次次集体或单独的田野考察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众多历史文化资源失于保护的堪忧状况，亲耳听闻了成批历史文献资料或烧或卖的痛心结局。回到中心，看着眼前由中心多届师生花费十余年时间所搜集保存的这些村庄原始材料，内心忽然有种莫名的踏实，深深觉得这是一件对中国历史传承而言非常了不起的事业。
在接受口述、田野训练的同时，马维强老师给我们普及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知识，尤其对革命根据地文献和中心馆藏档案，他几乎是如数家珍。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于是我开始慢慢摸索和积累有关的文献材料，并时常向赵中亚老师请教中外文献检索的方法。曾伟老师对民间文献特别是碑刻、契约的解读与利用，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李嘎老师还专门教我们绘制地图的技术。只因自己不常作图，技术不太熟练，每逢操作时仍需参照课堂上的笔记。在阅读方面，常利兵老师当时要求我们每周读一本书，还要在课堂上进行集体讨论，甚至组建了专门的读书会。因为阅读的多是绝版书，市场上很难买到原版，我们就只能复印或打印出来，在上面勾勾画画，做些笔迹。后来，虽然购买了一些再版书，但是原先的那些复印打印版，我依旧摆放在书柜里，舍不得丢掉。
攻读硕士期间，胡英泽老师是我的第二导师。2013年7月，本科刚刚毕业，还未正式进入硕士阶段，我便经胡老师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第三期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暑期学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专业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山西，去到南方。湿热的空气，敞亮的校园，崭新的知识，青涩伴随着羞涩，所见所闻均让我深有感触。不久后的两三年里，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量化史学团队开展合作，并邀请专家为我们讲授量化史学课程。受益于此，我又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量化分析工具，并对量化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有了一定的认知。曾有那么一段时期，录数据、跑程序、绘图表占据了自己学习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翻过头来看，最初三年左右的时间里，确实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和技术，体会到了一种满满的收获感。不过，就像电影《西游·降魔篇》里师傅对尚未顿悟的徒弟陈玄奘说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在学术研究的大门前，我来回踱步，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始终未能跨门而入。
2015年4月，通过硕博连读的方式，我幸运地成为胡英泽师的第一位博士生。犹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与胡老师在他办公室交谈攻读博士的学习规划。胡老师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潜下心来，脚踏实地，读一些经典的书，做一点真正的学问。交谈中间，行老师因事推门进来，又在询问我的情况后，鼓励我跟着胡老师好好做点学问。从那时起，“好好做学问”的种子便在自己的心底生根、发芽，成为我对待知识、对待学术的初心。
中心的学习室空间有限，但是学习环境很不错。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还提供免费的网络和自来水，更重要的是可以就近利用中心的图书室、档案室。胡老师经常讲，中心是学习的家，无论有事没事，都要守在家里。我有幸在学习室占得一个位置，从硕士守到了博士毕业。
从2015年至2016年，自己一方面跟着胡老师做些与土地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似乎又对革命史很感兴趣，有空闲时还不忘跟三两同学去跑跑田野，查查资料。看到新鲜的话题，总忍不住去翻翻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或是写上一点不成熟的文字。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真正拿得出手的成果却寥寥无几。胡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一辈子真正能做成的事不多，要守得住初心，要耐得住性子，不能四面出击，不能浅尝辄止，否则哪一样都做不好，哪一样也做不深。在时限之内，须分清轻重。在选择面前，要懂得取舍。
水利社会史是中心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胡老师对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常称呼自己为“黄河边的孩子”，足迹遍及山陕黄河两岸。无论是水井研究，还是黄河滩地研究，都未曾脱离开滋养他的那一方水土，那一块他默默耕耘十多年的领地。2016年3月，我随胡老师到高平实地考察水井。三天内，我们走访了十余个村庄，见到了不同形态的水井水池，听到了与水有关的各种传说故事。一些老乡还热心取来汲水器具，让我们尝一口他们所守护着的水井里的清冽泉水。期间，胡老师爬高下低，只为拍摄一张令他最满意的照片，呈现水井水池在那个季节最美的样子。9月，当《改邑不改井》一书出版后，胡老师特意赠送我一本，并在扉页上书“凿一口自己的井”，其中深意我自然心领神会。2019年4月，我随胡老师到吕梁地区的黄河沿岸考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黄河。但见黄河大桥下，狭窄河道中，河水滔滔，击石拍岸，后浪簇拥着前浪，顺势一路向南。胡老师拿起手机，在黄河边上左拍右拍，上拍下拍。长于黄河边、已过不惑之年的胡老师，再次见到黄河，仍然激动的像一个孩子。在这两件——当然不止两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情里，胡老师对待学术的热情和专情，深深地感染了我。
历史研究是一门手艺活，要掌握这门手艺，就得学会写专业的学术论文。不同于通常写的一般性散文，学术论文要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要解决一个学术性问题，要有一定的学术创新，要对学术的发展有所推动。胡老师向来严格，但是这种严格体现更多的是对待学问的态度，那就是要求做有思想的研究，要求做精致的手艺人。2016年下半年，在胡老师的指导合作下，我完成了一篇关于近代山西乡村役畜分配的文章。但是胡老师看后不很满意，当即要求我再行修改。我自认为修改好后，再次拿给胡老师看，他仍然说未达要求，被退回重改。如此来来回回，我手上留下的修订版本足足有十二个。一天晚上，胡老师叫我到他办公室，拿把椅子坐在他身旁，然后开始手把手教我如何进行论文的修改和提升。从问题的提出，摘要的写作，到行文的逻辑，再到观点的提炼，胡老师均指点迷津，倾囊相授。经过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交流，我再一次完善论文，才有了《开放时代》刊载的那篇合作文章。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章刊发后，胡老师对我语重心长地说，这篇文章发表了，就算入了学术研究的门，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慢慢去体悟了。
迷时师渡，悟时自渡。我不能说完全领悟了行龙师、胡英泽师的谆谆教诲，不能说完全摸透了学术的门道，但就是这样慢慢地学习、体悟、进步，错误才少犯一些，弯路才少走一些。于是，我开始尝试独自摸材料，找问题，写文章，下田野。充分利用中心提供的各种学术交流平台，积极参加中心举办的“鉴知”研究生论坛，参与中心举办的各类学术研讨会，借鉴吸收中心各位师长的建设性意见，这才有了之后发表的另外几篇文章，才有了最终的博士学位论文。
2020年1月初，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的预答辩，但一些重要问题仍待解决。想着寒假晚回早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修改学位论文。谁料，春节过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突然严峻起来，全国人民都在居家隔离，返校已无可能。而论文所需的一些重要材料还落在学校，为此我不得不重新梳理一遍史料。每天盯着小尺寸的笔记本电脑，心心念的是中心学习室里那台屏幕宽大的台式机。好在最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了外审和答辩。期间，正是中心韩祥老师不辞辛劳繁琐，为我的毕业事宜忙前忙后，才让滞留老家半年的我得以心安无骛。
2020年8月，博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由学生转变成为一名大学教师。2021年春季学年，行老师带着贾登红老师、张力老师和我共四人，合开了一门校本通识课《山大往事》。到了秋季学年，我又与胡老师一起，给历史系的本科生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虽然提前做足了准备，但是每次登上讲台，依然莫名的紧张，讲话容易磕绊。行老师观摩过我的讲课后，特意建议我着重讲历史的大框架，大脉络，不能面面俱到，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胡老师也善意地提醒我，课堂上讲话不能着急忙慌，幻灯片应该详略得当，不能过度依赖幻灯片，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客观认识历史，学会用历史的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韩老师和贾老师在各项工作事务上也提供建议或施以援手，让新入职的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我开始从容地走向三尺讲台，有模有样地与学生交流学术问题。面对眼前意气风发的同学们，回想起曾经自己也坐在那个位置，注目聆听各位师长的教诲。一时间，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中心三十年的发展不正是在这样的教研相长、师生承继中一路走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