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从母校山西大学毕业四年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求学的两个重要时期——本科和硕士阶段。其中，尤其是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三年求学经历，意义非凡，中心的培养、对社会史的学习、田野调查的实践，都使我受益良多，不仅为我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为我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022年，山西大学即将迎来百廿华诞，而中心也将迎来她的三十岁生日。很荣幸有此机会，撰文以为回忆及庆贺。
一
作为现代史学的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诞生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百余年，经过了发轫、成长到壮大的不同阶段。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可谓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他提倡历史学要研究国民、群体的进化，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这些认识打破了政治史一统天下的观念，对于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具有创新意义。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为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史提供了契机。20世纪50—70年代，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不断发展。欧美社会史研究受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思想影响较大，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也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复兴，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成立于1992年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中心首任主任乔志强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1992年人民出版社版），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被学界誉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行龙教授的专著《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被学界称为社会史研究“新整体史”的代表作，是“中国社会史研究20年来探索前行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史研究走向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也可谓是我们学习的入门书。中心经过乔治强先生、行龙老师等四代学人三十年的不懈追求，秉承传统，承前启后，追踪前沿，开放包容，脚踏实地，不断进取，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我，很荣幸地于2014年进入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重镇进行学习，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二
中心对我们的培养是全方位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课程设置方面，中心的胡英泽老师、张俊峰老师、马维强老师、常利兵老师、李嘎老师、郭永平老师、赵中亚老师等都根据其研究方向及专业特色为我们授课，让我们多角度地获得专业知识。
讲座培训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心一直坚持举办的“鉴知”名家学术讲坛，邀请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学术名家为我们进行讲座，如汤开建、钱杭、杜靖、刘石吉、杨天石、安介生、吕文浩、李伯重、郑振满、邱仲麟、李怀印、贺照田等。二是以中心老师们为主的“鉴知”工作坊，作为中心的学术传统也一直在坚持举办，既是老师们自己的学术交流，也是我们学生观摩学习的好机会。此外行龙老师也会给我们进行讲座，还有不定期的其他学术讲座。这些均使我们开拓了视野，增强了见识，了解了更多学术动态。
学术实践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每年一届的“鉴知”论坛，让中心的硕博研究生有机会交流自己的学术文章，并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及点评。现在“鉴知”论坛的参与者已经扩大范围到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硕博学生，也体现出了中心学术地位的提高，辐射范围的增加，真正做到了立足三晋，走向全国。二是田野调查。记得最早在2014年的暑期，已经确定保送中心读研但还没正式开学时，中心就开始带领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实践，去到永济，开启了我的田野调查之路。之后各位任课老师也根据教学需要，带领我们去到相关田野点，如沁水流域、大寨、晋祠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并收集档案资料。丰富的田野调查实践经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掌握更多一手资料，发现研究兴趣点。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训练下，我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及田野调查点——山西省太原市西寨村的阎氏宗族。它是清代著名学者、清代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阎若璩的所在宗族，从明朝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不断进行着现代宗族实践，并且举办了具有全国意义的阎氏宗族聚会。在此也感谢在我论文资料搜集、田野调查方面积极支持、提供帮助的阎氏成员，他们热情地为我提供资料，支持我的调查研究，愿他们的宗族建设更进一步。通过对阎氏宗族的研究，我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并且发掘了一批西寨村的档案资料保存至中心。这既为中心的档案资料收集添砖加瓦，也为西寨村档案资料的更好保存提供可能，不负双方对我的帮助之情。
三
进入中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点，最终选择张俊峰教授作为导师，跟随他开始进行北方宗族问题的学习与研究。这是我重要的一个选择，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张俊峰导师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学术，他不断追求。我在中心的三年以及认识至今的八年间，他治学之风之严谨、学术洞察力之敏锐、学术思想之活跃以及对学术追求之热诚，一直激励着我，也使我为之钦佩。他对学术的不断追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先后获得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2010年）、山西省131领军人才（2014年）、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015年）、山西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山西省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评审专家（2018年）、山西省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2019年）等荣誉称号。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战重大专项工程“山西抗日战争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金元以来山陕水利图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余项。在国内历史学重要学术期刊《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50余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权威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北方宗族史、黄河中游地区环境史、山西抗日根据地史、近现代华北农村社会史等多个研究方向也均有斩获。
对学生，他倾心教诲。求学期间，他不嫌我愚钝，同意我加入其学术团队，在我选择的宗族研究方面，给予教导和支持，不断给我阐释宗族的概念、意义、发展，让我加深对宗族的理解、对研究领域的认识。在硕士毕业论文方面，从论文的选题、修改等方面都给予我帮助和启发，使我顺利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在论文发表及学术活动方面，他不断鼓励帮助我，使我顺利发表了《当代农村社会史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1日）、《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1月，第二作者）两篇文章；参与了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世纪以来汾河流域的水利、宗族与乡村社会”（13CZS058）、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2015-026）这两项科研任务；独立参加了2016年11月4—5日北京社科院主办的“区域•城市•社会——第二届城市历史比较论坛”及2016年11月19—20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合办的第三十二届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并分别提交论文。在他的指导下，我获得了2014—2015年度山西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5—2016年度山西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山西大学2015—2016年度“优秀共青团员”、山西大学2016—2017年度“优秀研究生”等荣誉，为自己的求学生涯增光添彩。在我工作之后，他也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既是良师，亦是益友，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我为有这样好的导师感到荣幸，并惭愧于自己的不足，今后要更加努力，希望将来不负导师教诲。
四
2017年7月，从中心顺利毕业后，我来到天津人民出版社进行工作，任图书编辑一职。天津人民出版社创办于1950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地方人民出版社之一，出版的图书涵盖党政理论读物、文化历史读物等。在长期的不懈努力下，已有百余种图书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先后被评为全国22家MPR国家标准应用示范单位之一、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在2013年到2020年间七次获得“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出版100强”称号，2018年荣获“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称号，2019年列选“一带一路”出版联盟成员单位。自2012年以来，承担25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在天津市位列第1名。
天津人民出版社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发展也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也是我得以从事此工作的原因之一，中心为我奠定的学术基础在这里显现。天津人民出版社是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发起单位之一，作为创会单位，一直当选为学会的理事单位。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社会史丛书”，延续至今已经出版了整30种学术专著（如此惊人的巧合），是全国开始最早、也是唯一一家坚持30多年出版社会史丛书的出版社。这套“社会史丛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学术书品牌，出版过吴晗、费孝通、冯尔康、刘泽华、常建华、李长莉、王日根、马敏、王先明、葛承雍、蔡勤禹等许多著名学者的社会史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进入单位工作后，我参与出版了不少社会史著作，尤其是2019年出版的10卷本《冯尔康全集》，令我倍感荣幸。冯尔康先生是社会史学大家，也是宗族史研究大家，求学时就拜读过其大作，觉得难以望其项背。万万没想到，此时竟有机会亲眼见到当年书中的学术大家，聆听其讲座，并与之产生工作交集，进行充分交流。冯先生的学术素养及个人品格尽显大家风范，令人折服。这份荣幸既是出版社给我的，也是中心给我的，没有在中心的求学经历，我也无法很好地参与其事。
在两个“社会史最早”单位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也奠定了我与社会史的不解之缘。因工作关系，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也有幸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随着对历史研究认识的加深，我对历史的喜爱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喜欢历史学、社会史学，也坚定地认为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同时也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惭愧于自己当年的“少壮不努力”，需要继续不断加强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中心当年的培养也越来越感激，对各种训练的意义也越来越了解，不禁敬佩行龙老师对中心发展方向和学生培养方面的先见卓识。在此也衷心希望学弟学妹们珍惜在中心的学习时光，努力学习，积极实践，在打基础的时间段不用徘徊犹豫，立足当下，自会有所收获。这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肺腑之言。
五
因为出版社与社会史的这份渊源，2018年11月，我得以参加在安徽芜湖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到天津工作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母校，离开家乡，举目四顾心茫然。因此，当在这次年会上见到中心的行龙老师、胡英泽老师、张俊峰导师和李嘎老师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他乡遇故知”。古今的情感，竟在这里相通，不愧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古人诚不我欺。现代通讯、交通如此发达，我尚有此感触，想必古人更甚。古今之人在相似的境遇下达到了共鸣，我想，这也是历史的魅力之一吧。
之后，因工作关系，我与张俊峰导师多次在学术会议上重逢，如第四届东亚环境史会议、第八届近代社会史国际研讨会等，并且以导师与学生、作者与编辑的多重关系多次见面，加强了交流与联系。当导师了解到我的具体工作情况后，赫然同意将其“16世纪以来汾河流域的水利、宗族与乡村社会”的结项成果拿到我们出版社出版，帮助我打开局面。之后也一直在学术领域引领着我，使我了解更多学术信息。因此我也要感谢我的工作，正因为作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我得以与学术、与社会史、与母校，特别是与我的师友们保持了密切联系，从而有幸参加这次盛会。能够公私兼顾，也是一种难得。
六
记得读本科时，有幸恰逢母校112周年庆典。当年曾与同学戏言，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参加一个整年的校庆。“那是200年校庆吗？”“哈哈，好像有点难，那不然就120年吧。”
说这话时并不觉得能够实现，因为自己大概率是不足以成为优秀校友的。现在的我依旧不怎么“优秀”，但没想到中心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我以“校友”的身份，参加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暨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年一句戏语，现在竟有实现的机会，喜出望外。所以希望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现在，母校已经120岁了，中心30岁了，而我，也30岁了。三十而立，30岁的中心风华正茂，扬帆起航，30岁的我将继续追随中心的步伐，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进步。目前的我，仍然处于“我以母校为荣”的阶段，但希望将来能有机会为母校、为中心做出自己的贡献。
记得有师姐临别时说，毕业后的山大，就已经不是当时我们的山大了。当时不懂，刚毕业时突然感觉确实是这样。但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觉得，山大还是我们的山大，还有熟悉的师友在，母校和中心也已经为我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无论走到哪里，都将因她的慷慨馈赠而受益。当时只道是寻常，此情可待成追忆。真的是只有离开才能怀念，当时理解不够深刻的东西，现在来看是如此地珍贵。感谢中心的培养与教诲。
行文至此，百语千言，纸短情长，不胜言表。在此谨衷心感谢我的母校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祝福母校和中心，希望在这新征程、新起点上，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作者：李佩俊，中心2017届硕士研究生，现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图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