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秋季，确定保研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后，我便与一同保研的几位同学正式参与到中心的资料整理与各项活动当中。因此，虽是三年学制，我们却借在本校之便，大四就到中心学习，可谓上了一年的研究生“预备班”。这样算来，到2022年社会史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在中心已有十个年头。

这十年里，我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社会史中心跟行龙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跟葛剑雄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20年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心工作。每个阶段都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我也从二十岁走进三十岁，到了个人生命的而立之年。恰与中心同岁的巧合，使中心“鉴知”二字，也成为我这十年成长历程的关键词。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叫做“鉴知楼”。中心邀请的名家讲座、举办的学术工作坊、学生学术交流活动前面也都冠以“鉴知”二字。“鉴，镜也，诫也，照也”。“鉴知”当取鉴古知今、鉴往知来之意。作为一所历史研究机构，这个镜子当然是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为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提供借鉴。对我而言，“鉴知”二字也时时提醒自己，多“照镜子”，自省奋进。每读起来，“鉴”与“践”二字同音，也为“鉴知”增添了“践知践行”的意思，即在实践中获取真知，用实际行动去做事情。

很多单位机构一入大门，就会有一面镜子。“鉴知楼”没有这样的镜子。但我想，每个走进这里、了解“鉴知”含义的人心中都会有一面镜子。回首自己在中心的十年经历，本身也是“鉴知”的过程，可谓“鉴知”往事。

一、敬畏：走进社会史中心

2009年，我考入山西大学，进入初民学院学习。按照初民学院通识教育的学制安排，前两年由各学院抽调教师集中讲授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三个专业的核心课程，到第三年学生分流进入各专业继续学习。根据兴趣，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前两年初民学院的学习，让我在文史知识体系与学科视野上受益很多。但不可否认，多学科的基础课程花费了很多精力。大三后，我们的课程与各学院同学合在一起，我在学习上的一些短板很快就凸显出来。学院里历史专业前两年的一些课程，我们没有上过。这些课程在核心课程之外，但若要建立全面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亦是不可或缺。于是，我借来同学笔记，自学教材，把课补上。同时，也更加留意老师们的讲课，恶补此前的缺失。另一方面，前两年所学优势也慢慢体现出来，逐渐发现历史学研究的许多理论、方法或具体的人物、事件，在哲学、文学的课程里多有涉及。比如共和国史课上，老师讲到建国后的文学作品，我总能回答上来；史学理论课上，不同学派背后的哲学思潮与时代背景，也都比较熟悉。可见文、史、哲之相通。

这些联想让我对追求综合性、整体性的历史研究关注较多。或许也与来自乡镇基层有关，在众多史学研究领域里，我对社会史最有感觉。最开始是上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导论》等课程，后又参加社会史课程体系里的资料整理与田野考察实践。这些进一步的学习，让我对社会史中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专业角度理解了行龙老师提出的“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学理念与学术追求，理解了中心在全国较早开展且影响极大的水利社会史、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学理脉络，也更理解了中心享誉国内外的民间历史文献、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学术价值。

在同学们的眼里，社会史中心是富有活力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中心老师们各有专长、成果丰硕，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研究团队；中心的研究生也大不一样，受到严格的社会史理论、方法与田野考察、资料整理的训练，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史不同方向的研究。这些对我都是很大的吸引。

我的另一个兴趣在历史地理学。前两年的哲学专业课程学习中，一些哲学思想或概念常引发我的“胡思乱想”。印象最深的是康德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在康德看来，空间和时间是人类自带的感知框架，一切的经验性认识都有赖于这样一个先验的认识框架。因此，时空观也是人类认知的基石。康德的有关论述与后来学者的解释晦涩难懂，很多地方我无法完全理解。但是，按照我的转化理解，空间和时间对认识事物极为重要，任何事物都需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中去观察。这可能已远离康德学说本义，却让我对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仿佛找到了一幅看待问题的眼镜。

区域社会史是在空间和时间视野下关注社会历史的学科。这种注重时空过程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思路，让我的不同兴趣找到了落脚点。带着这样的兴趣，我与中心老师的交流多了起来。我找到李嘎老师，请教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课堂上曾向胡英泽老师请教如何处理历史数据；课后请教张俊峰老师关于明清洪洞人口数字的问题；跟常利兵老师交流关于图像历史研究的想法；向郝平老师请教如何理解历史上的灾害与社会；向马维强老师请教如何收集整理基层档案资料……为了能跟上课程进度，能与老师们进行有效交流，我找到他们的成果来读。同时也找来了行老师给中心研究生开的书单，老老实实一本一本的读。

虽然那时已听过行老师的课与几次报告，但我始终不敢跟行老师直接交流。行老师是知名社会史专家，我这样一个本科生提出的问题是否幼稚？会不会无法回答他的回问？这些担心都让我有点畏惧。但是看他的著作，无论是理论关怀还是实证讨论，都让人佩服。加上同学之间流传的行老师曾因读书忘记时间被夜锁图书馆、放弃留在人大的工作机会回到山大等故事，我对行老师更增添许多敬意。

带着这样的敬与畏，我在大四确定成为行老师的研究生。也是在这样的敬畏下，我提醒自己要更加努力。行老师采取自由而又严格的培养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就集体面见行老师一次，分别向他汇报最近的学习与研究进展。然后，他根据每个同学的情况分别进行点评与指导。问答之间，一旁听的其他同学对比自查、互相学习，也会大有收获。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战战兢兢，生怕出错。而行老师总能指出每个同学的问题，提出一语点醒式的建议，让人豁然开朗。

集体指导外，行老师常叫学生单独进行指导。有几次，行老师叫我到办公室，指导我的学位论文写作，并告诉我要好好努力，要多读书、多写作。有一次，行老师叫我到文科楼11层办公室，告诉我《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要出修订版，让我再做一次校订。结束后，当我走出办公室门口，他又叫我回去，告诉我社会史中心年轻一代正在成长成才，我们更年轻的学生一定要好好把握。《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学界影响很大，我早已看过。为了校订，我来回又看了两遍，找出几十处需要修订的地方，对一些史料也进行了核对修改。交给行老师后，他说没想到我看的这么仔细，并用红笔教我如何做书稿校订的标注。经过几次这样的交流，我在行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对行老师更加敬重，“畏惧”也已从此前的担心忧虑，转变成了责任与追求，并且感到了许多亲切。

后来一次，胡老师告诉我，对待师者、对待学问就要有这份敬畏。有了敬意，心中害怕，才会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做出扎实深入的研究成果。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对老师的敬畏、对学术的敬畏，是我走进社会史中心的第一步，也是我以老师为榜样的“鉴知”第一步。

二、知行：“校园-田野”两个课堂

兴趣和专业研究是两码事，知道和做到也是两码事。社会史的生动丰富与田野考察的新鲜感，在转变成自己的专业研究时，便需要不懈的坚持与努力。“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一种学术理念与追求，“走向”二字更体现这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实践过程。

“校园—田野”两个课堂是行老师一直坚持的社会史教学与研究理念。这是社会史中心的优良传统。中心第一任主任乔志强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提倡走出校园，走向田野，并在教学与研究中一直践行这一理念。行老师进一步提出“走向田野与社会”，并总结出“教研相长”的教学科研模式。在中心研究生培养体系里，设置了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近代社会史、农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历史地理学、文献搜集与田野方法、口述史等课程，由中心胡英泽、张俊峰、常利兵、李嘎、马维强、赵中亚、郭永平、曾伟、韩祥等几位老师根据各自专长讲授。这些课程不仅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建立起同学们的系统知识体系，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建立了一个与历史“田野”对应的校园课堂体系，为历史学本位的田野考察提供了充分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支撑。

田野课堂方面，行老师鼓励同学们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先了解考察自己的家乡历史。我曾在老家芮城做过几个村庄的家族考察、关公信仰考察与建国后大禹渡引水工程考察。这些利用对地域的熟悉，从家乡出发的田野训练，直接而有效。课程上，中心有多层次的田野实地考察训练。晋水流域是中心长期关注的田野点，行老师曾带我们去赤桥村，张俊峰、常利兵两位老师带我们去古城营村，马维强老师带我们去北大寺村，进行田野实地考察训练。此外，中心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赴山西各地进行集体田野考察，对一些地方的民间历史文献和基层档案资料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整理。确定田野点后，又分派小组进行持续的追踪考察。我曾参加过永济、浮山、绛县、沁河流域等地的考察，跟随老师的脚步丈量三晋大地，与同学们一起感受田野工作的艰苦与兴奋。

2014年夏季，在沁河流域的田野考察中，每天日间的实地考察过后，晚上便是开展研讨报告。我在烈日暴晒之下，额头上掉了一层皮。行老师见了开玩笑的说：“张力也脱了一层皮”。虽然辛苦，但在田野里，每看到一通碑刻、一份史料，每收集到一段地方历史脉络里的故事，都让人兴奋。再思索课堂上的知识、文献中的记述，对地方社会历史便有了更深的认识。田野考察就是让书斋里、文献里的知识“蜕变”的过程，也是我们这些学生从懵懂到有所收获的“蜕变”过程。

回到校园，“鉴知”青年工作坊、“鉴知”论坛为师生提供了交流讨论的平台。青年工作坊中，老师们把自己的田野考察所得、最新研究成果与各种访问经历拿出来进行交流；学生论坛上，同学们将自己的研究想法与田野收获进行整理与报告，供大家一起讨论。大四时，我便开始提交论文参加交流。我在研究生阶段发表的第一篇论文《20世纪50年代山西中部土盐户转业的历史考察》便是通过“鉴知”论坛的交流讨论而修改完成。

这样一个完备的课程与研究交流平台，在中心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教学与研究风格。课余时间，我与郭心钢、郭佩祥等同学在平遥、清徐、晋源一带，完成了各自的研究考察计划。利用在中心的田野考察与讨论交流成果，我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交流活动，接触到了国内外的学术前沿，也建立起了极大的信心。在选择继续求学时，行老师得知我想通过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学习，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后，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帮助我实现了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求学的梦想。

复旦的四年时间里，虽然身不在中心，但我受到中心各位老师的许多指导，也多次参与到中心的活动与学术会议当中。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清代以后山陕地区的土地抛荒问题。利用假期回到山西大学、或老师们到上海的机会，我将论文的选题想法、研究思路与研究心得向他们报告。行老师不仅在研究上给出许多直接建议，还鼓励我要多交流多学习，胡英泽老师以对山陕区域社会的深刻理解为我的研究提出许多方向性建议，李嘎老师指导了我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继续学习，并且在学习与生活上多有关心，郝平老师和张俊峰老师在博士论文写作中也给出许多提醒。论文选题伊始，葛老师就提醒我，这一选题需进行大量实地考察。借中心集体考察机会，我也完成了自己的部分重要考察计划。

在外的跨学科求学经历，为我重新看待社会史、重新了解社会史中心提供了新的视野。在很多场合，我听到了知名专家学者和来自不同高校的学生对社会史中心的认识与评价。“走向田野与社会”、国内顶尖的民间文献与农村基层档案资料库、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的典范、完善的中国社会史课程与教材体系，这些标志性的贡献体现了社会史中心知行合一的教学科研追求。而我是其中的极大受益者。

三、使命：两个“大学第一课”

博士毕业以后，怀着最初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趣与学术追求，我将唯一的一份简历投到社会史中心。蒙行老师不弃，将我纳入研究团队。我又回到了自己入门的地方，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中心的第一次工作例会上，行老师给我们讲了中心的历史与研究传统，告诫我们新入职的教师，要承担起新一代中心学人的责任与使命。

为了让我们尽快融入研究团队，行老师帮我们选择研究方向，为我们把关。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过硬的教学本领，这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为了培养我们的讲课能力，行老师在2021年春季带着我们三位青年教师，一起开设了《山大往事》这门课程。这是我从学生转为教师后上的第一门课。

回想起来，山大校史也是我在2009年入学后上的大学第一课。授课老师正是行老师。2009年秋季入学后，在正式上课之前，行老师在文科楼一层的阶梯教室为我们做了一场《山大校史》的报告。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个人经历，行老师的讲解让我这个小镇青年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求学的地方竟与中国近代大历史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十一年后，我在大学讲的第一堂课，竟也是行老师带着我们开设的山大校史课。

第一次上课时，面对一百多位同学，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做教师以来的第一堂课，这门课也是我大学时的第一课。我从学生到老师，行老师从老师成了老师的老师。“薪火相继”是那堂课上最重要的关键词。这也是“山大往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

2022年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也是山西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教育与学术的发展，依靠的是师生之间、学人之间的薪火相传。我从社会史中心入门，在社会史中心成长，如今到社会史中心成为一名教师，这是十年里我在中心的“鉴知”之路。

如今，坐在书桌前，站在讲坛上，走在田野里，唯有践知践行才能不负“鉴知”往事，才能担起应有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