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发来的邀请函，才意识到中心已进而立之年，真有三十年倏忽而过之感。我虽已离开多年，但作为中心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中心培养出来的学人，内心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中心的一员，经常为中心取得的成就而激动。回顾过往，感慨良多。
1995年，在我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不久，就有高年级的同学介绍，系里的乔志强先生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界大家。当时的我对什么是社会史一无所知，只期待能在大学期间上一门乔先生的课，感受一下大师风采。对乔先生和社会史有更多了解是在2000年成为行老师的研究生后。彼时，乔先生已因病逝去。作为乔先生的弟子，行老师在给我们上课和讨论时经常会提及先生的治学和为师之道，这让我逐渐有了乔先生再传弟子的自觉，找来了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仔细研读。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由乔先生创办，行老师承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当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占据图书馆最高一层，这是图书馆最安静的阅览室，也是学校最佳的登高望远之处。因着行老师学生的身份，我们几位同门“堂而皇之”地进驻了这一高地，读书、研讨、写论文，大家在这个不大的空间消磨了大量的课余时间，度过了痛并快乐着的治学入门阶段，也由此培养出了对中心浓浓的归属感。
从初入师门至今，转眼已二十余年，当年围聚在阅览室桌前读书讨论的师兄弟们早已是教授、博导，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成果斐然，中心第三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强劲之势可谓有目共睹。虽各有专长，但作为受中心滋养，与中心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家在治学路上始终坚守共同的初心，并躬身力行，这就是“走向田野与社会”。2002年，行老师主编的文集《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从此，“走向田野与社会”成为中心明确的研究取向和学术追求。时至今日，“走向田野与社会”已是中心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和旗帜，引发了众多学界同人的积极回应。回顾过往，这一学术理路的形成和深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凝聚了从乔先生，到行老师，及至吾辈学人对社会史持续不断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积累，并终成今日中心的最大特色和最可宝贵的学术传统。
虽无缘亲耳聆听乔先生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心得，但在先生为《近代中国社会史》撰写的导论中，已为后来者指明了深化研究的诸种路径。在先生看来，“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方法”，调查不仅能够得到传统文献资料，也可收获包括文物、访谈等多层面展现社会样貌的新资料。事实上，历史研究者对调查方法并不陌生，自古不乏有史家以调查资料补官书的不足，不过，和奔波山野相比，多数治史者还是倾向于从故纸堆中探寻历史的脉络。正因如此，当乔先生将调查列入社会史主要研究方法时，这一方法还尚少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我在读到这一段文字时也并没有太多触动。所幸，行老师是一位深具学术前瞻性并断而敢行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对学生要求极严格的导师，他不仅带着我们到晋祠读碑，到平遥考察，还明确提出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必须立足山西本土，必须要有田野调查资料。在行老师的鞭策和学位论文的压力下，我们从博士到硕士一众同门或彼此合作，或单打独斗，摸索着开始了各自的田野调查之路。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不过渐渐也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交流调查经验，展现调查所得，分享调查线索成为我们在中心讨论的新内容。现今想来，这真是一段值得怀念和珍藏的岁月，也是推助我们快速成长的难忘经历。
2004年9月，行老师以“走向田野与社会”为题，在山西大学报告厅为本科生做了一场专题讲座。在这次讲座上，行老师结合中心多年来开展的工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解释了社会史家眼中的“田野”和“社会”，表达了中心学人对“走向田野与社会”研究理念的继承和坚持。当时我也身处现场，听着行老师旁征博引，分条析理的阐述，内心非常激动，顿觉奔波田野的辛苦都不值一提，也坚定了“把文章写在三晋大地上”的信念。
正是在2004年前后，中心学人在田野考察时偶然发现了积压在村中旧屋、落满灰尘的集体化时期农村档案资料，行老师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意识到这是一批极有价值又亟待抢救的宝贵史料。于是，我们一众人等在各自开展调查的同时，又全部参与到这项收集农村档案资料的集体事业中。大家努力发掘在乡村的人脉资源，拉网式的在三晋大地上“寻宝”，每有所获，群情振奋。发现资料线索往往只是工作的第一步。紧接着，需要向村干部耐心解释我们收集资料的目的，保证资料会得到妥善保存，征得村里同意，将资料装袋封箱运回中心。再然后，就是全体师生分组合作，对资料做只字片纸不放过的整理编目工作。大家戴着口罩、手套，在飞扬着灰尘的教室小心翻阅资料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辛苦付出，终有回报。到2012年，中心已收集整理了近200个村庄的基层档案，数量在数千万字以上，成为国内保存农村档案资料最多的高校研究机构。也正是因为这些田野调查所得，中心开创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个新领域。那些年，几乎中心的每位师生都有以此为选题的研究成果问世，引发了学界普遍关注。可以说，田野资料给了中心学人创作的灵感，而中心学人也让这些尘封已久的资料展现出应有的价值，曾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基层农村和农民生活因此进入到越来越多史家的视野中。2012年，我因个人原因离开了中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工作，研究重心也从乡村转向了城市，深入田野的次数减少很多，但也还是努力以在中心所学走进城市这个“社会”。离开的日子，我始终关注中心的动态，知道行老师带领大家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脚步愈加坚定，不断有青年才俊加入研究队伍，鉴知楼的资料仍在持续增加，“田野·社会系列丛书”相继出版，中心主编的《社会史研究》辑刊受到学界广泛好评……
回望过去，只为看清前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走过了三十年岁月，从图书馆一间阅览室到富藏几千万份资料的鉴知楼，从两三位兼职研究人员到群才毕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从地方院校的一所科研机构到全国社会史研究的一方重镇，中心的成就令人瞩目。这是三代学人立足本土，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路，奋楫笃行的结果，也将是吾辈继续奋斗的方向和动力所在。相信在行老师的带领和中心第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心的明天会更好。我身虽远，但心相近，谨以此文纪念和大家并肩而行的岁月，并贺中心成立三十周年。
作者：韩晓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