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区域史研究近年势头强劲，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学术平台也在陆续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前沿话题。区域史已取得哪些主要成果？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研究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如何推进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曾在去年到各地学术机构采访专家学者，分享动态，交流思想，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后，整理刊发的采访记录。文章回顾30年来中心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展示中心科研团队的突出成果，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路径，呼吁让区域史回归整体史，进一步推动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的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近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围绕相关话题——区域史与整体史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传统，乔志强先生和乔建先生的学术风范和影响，中心近年的学术成果，中心开拓并正深入推进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旨趣等——与学界分享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工作和他近期的学术思考。
区域史与整体史再思——面对问题“再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网：拜读了您近期发表的论文《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可否请您进一步谈谈此文的相关学术思考，针对哪些问题和现象而发？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近四十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从20世纪80年代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到90年代区域社会史的勃兴，再到新世纪多学科的融合深化，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有一些论著对学科的走向进行过很好的反思与前瞻。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笔者期间也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并且参加过有关热点问题的讨论。此次我与全平同志合作《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一文，以反思问题为出发点借以前瞻，又以“再出发”为落脚点，意在面对问题“再出发”。
2018年9月21—24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山西省历史学会共同举办的“‘从山西出发的历史学’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太原晋祠宾馆举行。参加此次讨论会的有李中清、康文林、沈艾娣、祁建民、邱仲麟、夏明方、安介生等中心已聘的海内外兼职教授及中心全体研究人员。围绕区域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史研究，诸位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在此次会议和会后，更加缅怀乔志强先生开创中国近代社会史之功，遂有在新节点上“反思与前瞻”的意愿。
《反思与前瞻》一文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通前至后”。与中国近代史一样，贯通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史不能以政治史标准分期，而要针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期，具体的问题需要追溯更远更长，要有通前至后的眼光；二是“新旧之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先生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开创之作，也是总体社会史研究之作。虽然几十年来的近代社会史专题研究五彩缤纷趋新为上，“社会”旗帜下的各类专史蜂蝶而来，但构建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学术勇气总让人感到气短。承前启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需要“总体史”的追求；三是“大小之间”。大与小是相对的，整体史与区域史也是相对的，没有高下之分。区域取自于整体，它的意义也有赖于整体。缺乏区域的整体史难免只有框架而缺乏骨肉，囿于区域而不见整体的社会史难免见木不见林，区域史的研究一定要有整体史的眼界。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网：回顾学术历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近三十年，已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学术重镇。请您介绍下中心的学术传统，分享下“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追求与实践，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学术传统。记得“走向田野与社会”付诸文字，最早是在2002年。那一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校方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书的副标题就叫“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我的另一本书将此副题移作正题，名曰《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此书修订版仍然保留了这个书名。在2004年的一次校内学术报告中，我曾就“走向田野与社会”进行过说明：“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和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不难发现，“走向田野与社会”实际上是以社会史和人类学两个学科为支撑点，这样一个治史的理念又承继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两位前辈学者，这就是我们通常尊称的“二乔”——乔志强、乔健。
“二乔”先生——乔志强与乔健先生的学术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网：听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鉴知楼置放着“二乔”先生的雕像。请介绍下中心为什么立有两位乔先生的雕像，两位先生有哪些学术影响？
行龙：好的。乔志强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西交城。1951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在山西大学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担任多年的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所长，是一位纯粹的本土学者。乔先生最早出的一本书，是195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该书区区6万字，除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上谕、奏折、审讯记录稿本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他采访当事人后人及“其他当地老群众”并召开座谈会所收集的民间传说。也是从1950年代开始，他在教学之余，又开始留心搜集山西地区义和团史料。现在学界利用甚广的刘大鹏之《退想斋日记》《潜园琐记》《晋祠志》等重要资料，就是他在晋祠圣母殿侧廊看到刘大鹏的碑铭后，顺藤摸瓜，实地走访得来的。
1980年，乔志强先生推出了《义和团山西地区史料》这部来自乡间田野的重要资料书，这批资料也成就了他早年的山西义和团研究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史的研究。1980年代，乔志强先生以其敏锐的史家眼光，开始了社会史领域的钻研和探索。我清楚地记得，他与研究生一起研读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一起讨论提纲著书立说，一起参观考察晋祠、乔家大院、丁村民俗博物馆，一起走向田野访问乡老。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史》被学界誉为中国社会史“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在本书的长篇导论中，他在最后一个部分专门谈“怎样研究社会史”，认为“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方法”，举凡文献资料，包括正史、野史、私家著述、地方志、笔记、专书、日记、书信、年谱、家谱、回忆录、文学作品；文物，包括金石、文书、契约、图像、器物；调查访问，包括访谈、问卷、观察等等，不厌其烦，逐一道来，其中列举的山西地区铁铸古钟鼎文和石刻碑文等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和辛苦所得。
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又是一种“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与传统史学重视上层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自上而下”视角不同，社会史的研究更重视芸芸众生的历史与日常。举凡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农村、集镇、城市、士农工商、衣食住行、宗教信仰、节日礼俗、人际关系、教育赡养、慈善救灾、社会问题等，均从“社会生活的深处”跃出而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显然，社会史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如此丰富的研究内容决定了社会史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如此特性需要我们具有与此研究内容相匹配的相关学科基础知识与训练，需要我们走出学校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由此，人类学、社会学等成为社会史最亲密的伙伴，社会史研究者背起行囊走向田野，“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成为一道风景。
乔健先生1934年出生于山西介休，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世新大学任教。先生对我国台湾卑南族、美国印第安人、大陆瑶族、畲族、藏族均有相当研究，后期致力“底边阶级”，尤其是山西“乐户”的研究，著述甚丰。乔健先生是一位立身田野从来不知疲倦的著名人类学家。他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扩展山西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96年，我初次与乔健先生相识，并开始直接受到乔健先生人类学的指导和训练。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到一个欧洲联盟委员会关于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我们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田野工作点赤桥村（即晋祠附近刘大鹏祖籍）被确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2006年下半年，我专门请乔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专题课，他编写讲义，印制参考资料，每天到图书馆十层授课论道，往来不辍。那个年代，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心一到两次，做讲座，下田野，乐在其中，老而弥坚。在乔健先生的推动下，山西大学成立了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他还将一生收藏的人类学、社会学书籍和期刊捐赠中心命名为“乔健图书馆”，又特设两个奖学金鼓励优秀学子立志成才，其情其人，令人感佩。
2014年9月底，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山西大学举办，这是山西大学社会史与中国人类学届的一次大聚会，也是社会史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交融之会，可惜乔健先生因身体有恙未能成行。
如今，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核心被命名的各种教研机构名称多达近十种，而只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两块招牌醒目地嵌入门前，中心恭敬地置放着“二乔”的雕像，每每瞻望，不胜感慨。
四代学人薪火相继、孜孜以求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当前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在开展和推进哪些学术工作，取得哪些代表性学术成果？
行龙：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的导引驱动下，中心四代学人薪火相继、孜孜以求，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除个人专著外，近几年来，中心还组织出版了三套丛书，兹列如下：
1．《田野·社会丛书》
此丛书收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本兼职研究人员著述。2012年，首批推出第一辑四本，内容涉及“水、土、灾、戏”；2018年，推出第二辑六本，围绕“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展开，内容涉及泉域社会、生活用水与节水、晋祠稻米与水利、水患与城市环境等；第三批六本目前也在陆续推出，包括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令人期待。本丛书“以山西为中心”展开区域社会史的相关专题研究，每个专题都利用了大量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践行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整体和区域并不等同于宏观和微观，而只是反映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范畴。整体只能在区域中存在，只有通过区域而存在。区域史的研究不可误认为只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只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才能实现“整体的”社会史这一研究目标，才能避免“碎片化”的陷阱。这是丛书诸位作者的一个共识，也是丛书的学术目标。
2．《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沁河是山西的第二大河流。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我们提出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仁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工作坊汇聚了来自校内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生态学、建筑学、体育学、教育学、中外交流史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并特聘晋城市地方文化工作者6人参与其中。在前期5场专题学术报告和40余天文献爬梳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开始了十余天的沁河流域“集体考察”。之后，工作坊各课题组团队或个人又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前后累计达2000余人次。“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也是多学科专家学者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2016年此系列丛书31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丛书，全方位展示了沁河流域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3．《教研相长七书》
中心成立20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曾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虽然中心现阶段的研究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十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为弘扬中心“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2018年，我们组织出版了中心四代学者的教研成果七书，既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这样的教材，又有学生学位论文、田野考察报告、读本等内容，意在为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一个区域社会史的系列读本。
《社会史研究》持守开放姿态，绝不画地为牢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刊物，中心为什么创办《社会史研究》辑刊？刊物近期策划关注哪些主题？计划推进哪些工作？
行龙：十多年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即在筹划出版有关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期刊。2011年《社会史研究》创刊号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立题面世，一时好评如潮。《社会史研究》每集坚持一个主题三个栏目：一个主题即为时下社会史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问题；三个栏目即专题论文、学术评论、资料选编。其中，学术评论围绕本集主题展开评述讨论，资料选编每集选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藏的一手资料五万字左右公布。目前为止，围绕“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区域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灾害社会史”、“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研究”、“地权研究”等专题已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近百篇。本刊以特色鲜明，质量上乘得到学界的广泛支持与肯定，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多年前，《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收录集刊。
自2018年开始，《社会史研究》每年出版两集。2020年开始，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刊宗旨，本刊拟进一步改版。改版后的《社会史研究》仍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聘请本中心本兼职教授组成专家委员会，成立专门的编辑部，以利进一步提升刊物质量。正如在创刊号“致读者”里写道的那句话一样：“就像社会史研究的五彩缤纷一样，《社会史研究》辑刊持守开放的姿态，绝不画地为牢”，“我们是要把她作为严肃而又可亲的‘刊物’来培育的”。
“我们孜孜以求的社会史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模样？”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以山西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可以为认识整个中国史做出什么样的学理贡献或方法论启示？
行龙：199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迄今她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三十而立，反思从乔志强先生开创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后辈学人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转向，四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社会史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模样？这是一条很值得思考和总结的学术脉络。换言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究竟可以为整体的社会史，甚至整个中国史研究提供哪些学理的贡献？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在我们看来，区域社会史既不是通史内容和叙事的地方化，也不是通史分期和体例的地方版，区域社会史的“区域”是根据问题而划定的区域。根据问题而划定的区域，又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问题，社会史“是由历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布洛赫语），区域社会史亦复如此。
历史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也只能在区域的范围内探寻其变化的根源，进而实现对历史的全面理解，这是因为区域只是相对的，区域没有大小之分，它是变动的，而不是固化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时间、空间、人物都是放在特定区域中加以考察的。“地理是舞台，历史是演剧”，所谓的老话非但不过时，更让区域社会史研究者警醒。
着力水利社会史研究
“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这是一个现实的突出问题。以此问题为出发点，本世纪之初，我们就着力从事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尤其是现今谓之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如今，此领域的研究摆脱了“就水利而水利”的缺陷，与之相互作用的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水案、灌溉、土地、灾害、防洪、祭祀、信仰、宗族、民俗等，都在区域的视角中得到研究和展现。其实，水和土一样，都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前我们过多地关注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水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水利社会史”形成当今的研究热点，或有人称之为一门学科，区域社会史的带动功莫大焉。
增强对中国史多元性、复杂性认识
区域社会史不能只是通史历史分期的地方版，区域社会史的分期需要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划分，依样画葫芦地将中国“大历史”的分期简单套用照搬到具体的区域历史研究中来，往往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史与古代史最大的不同，就是外来势力以侵略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从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言，1840年就很难整齐划一地作为“区域”的分界点。西方势力的侵入，经过了一个自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的漫长过程。就华北而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的开埠才使华北地区直接感受到了那种血腥。就山西而言，光绪初年的那场“二百年未遇”的大灾，甚至要比鸦片战争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更大。就像中华文明自黄河流域渐次展开一样，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区域历史也有其不同于“大历史”的节点和节奏，区域社会史研究增强了我们对中国史多元性、复杂性的认识。
开拓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
方兴未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带动了大量“地方性文献”的发现与搜集，有人将此形容为“井喷式”的发现。尽管也有人批评有研究者过于迷恋和夸大地方文献证史的作用和意义，但资料的搜集整理毕竟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何况什么文献与遗留可以利用，什么又不可以利用呢？我们认为，大量地发掘、搜集、整理地方文献，是对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贡献，学术的贡献不仅是著述的发表出版，资料的搜集整理同样是重要的贡献。自本世纪初开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下大力气搜集整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从家乡出发的个体搜集，到县域单位的“集体调查”；从编织袋里的杂乱无序，到科学分类的数据化建设；从几个村庄的数百件档案，到数百村庄的数千万件档案，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正是在大量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催生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这一现今备受关注的领域。当然，以地方文献为基本资料的研究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研究和资料搜集同样是一个不断延续、不断提升的过程。对于集体化时代基础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我们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抢救工作，它对多学科的相关学术研究及当代中国现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多年前，在大量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本中心创建了一个集档案、报刊、实物为一体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综合展”，此馆现已被命名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让区域史回归整体史
区域社会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奥妙，区域只是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工具。华南学派的同仁们以宗族、仪式、族群认同为切入点，研究地方社会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间的复杂关系。山西则从现实问题出发，以人口资源环境为出发点，尤其是以“水利社会”为突破口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二者都注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华南要“走进历史现场”，山西要“走向田野与社会”。“地方性知识”、“在地化”、“江南模式”、“华北模式”、“关中模式”等，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都是区域社会史大花圃中不同的艳丽花朵，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重要的是，区域史要回归整体史。如何从区域史的成果中提取有关整体史的普遍性知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中引申出更具概括力的解释框架？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中更深刻地体现整体史的脉络？区域史如何提升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如果从笔者跟随乔志强先生读硕士学位算起，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已近四十年。以“走向田野与社会”为治史理念，从整体的社会史到区域的社会史，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我们不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而且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四十年即将过去，时间上我们与先生渐行渐远，学术思想上我们与先生越走越近，“让区域史回归整体史”，这是一个往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间断的过程。
尽管学界同仁也有人称我们为“山西学派”或“山西历史研究的山药蛋派”，但我们从来不敢以此自诩。上述所及，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言不及义，权且一点自我反思而已。
作者：行龙教授，1958年生于山西新绛，曾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现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社会史的研究与教学，出版有《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等，主编《社会史研究》《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等。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