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心三十年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三十而立”庆典上所作的报告

行龙

（2022年12月18日上午9时）

2022年，“一所大学，两个甲子。一个中心，三十而立”。

一年里疫情的反复，让举办庆典之事一波三折。5月8日未成；11月13日又未成。今天采取线上线下会议的形式，也许能够使更多的同志们在网上见面，非常想念多年不见面的同学们。希望大家注意防护，迎接新年。

对于“三十而立”，在上个月举行的社会史研究学术论坛上，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夏春涛教授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中心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说中心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十而立。在前几天的鉴知名家讲坛上，复旦大学章清教授说中心所做的工作已享誉海内外。我想，这些都是学界对中心的鼓励和肯定。中心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学术地位，首先应当感谢国家有关部门、山西省教育厅，尤其是山西大学历届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

同时，中心取得这样的学术地位，是四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刻，我们十分缅怀乔志强先生的开拓之功，并对三十年来曾经在中心工作过的、现在职的各位老师、受聘中心的海内外各位兼职教授，以及已经毕业和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寒冬时节，疫情仍在。鉴知楼内外气场热烈，喜气洋洋，昭示着今天的聚会一定是祥和的、快乐的。

今天，我要简单的《回望中心三十年》。对于“三十而立”，我将此分作三个阶段，近些年来的发展诸位都是见证人，就不多讲了。我主要讲前期，与诸位一起回望和分享。

第一阶段是开创（1992—1998年）。1992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到1998年乔志强先生去世，这是一个开创的阶段。在此之前，有一个十多年时间的孕育或准备时期。乔志强先生是开拓者，他有筚路蓝缕、孕育开创之功。

乔志强先生1928年祖籍山西交城义望村（1990年交城下乡曾到此专访）。出生在太原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乔松岩191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理化部，毕业后长期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和山西省教育学院执教，国民师范学校是当时太原最好的学校。他虽学理科，却对文史很有兴趣，他曾专门请来一位秀才为乔志强读《四书》和《古文观止》（乔先生可以背下来）。母亲靳效娴也有初小文化程度，为人处世严谨不苟。乔门三兄弟，老大乔志强，老二乔健天，老三乔五之，1980年代初都是山西著名高等院校的名教授，人称“乔氏三兄弟”。

乔志强先生十分聪颖，小学、中学都在当时太原最好的国民师范附属学校读书，小升初是跳班，初升高是保送。194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辛亥革命前的山西争矿运动，毕业登记表评价其“好学深思，服务热忱，适合学术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是与时俱进的：1957年出版第一本书《曹顺农民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山西制铁史》；1980年《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1987年《辛亥革命前的十年》。他的许多论著和论文的材料来自于田野所得。

1982年，我以大学三年级学生身份考取乔先生硕士研究生，抄录《退想斋日记》；跟先生做田野工作，他带我们去过晋祠、太谷、襄汾丁村等地。那个时候，我经常去他家里，可以到书房翻阅书籍。就看到过许多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的著作和教科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买了许多笔记，什么《称谓录》《履园丛话》《右台仙馆笔记》等等，受他的影响，我也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和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你看他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部分列举的史料，正史、类书、地方志、笔记、专书、书信、年谱、家谱、回忆录，甚至文物、金石、契据、图像、器物、小说等等，十分丰富。

实在说，乔先生对社会史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他自己思考所得，他并没有看过多的西方社会史的理论和书籍，像布罗代尔等年鉴派的论著在他的前言中并没有体现，但他确是要构建“整体社会史”体系，他有理论探讨的勇气。他理解的社会史是“社会本身的历史”，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平行的专门史，而不是通行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他建构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大层次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史知识体系。他说各种“具体知识内容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说明、彼此依赖、合乎逻辑地、完整地成为一个体系，用来阐明这个社会整体以及它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说，乔先生的社会史结构体系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

对于整体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他也有明确的说法：“整体社会史并不排斥包括地域社会史在内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而地域社会史则从特定的地域内经济、社会等多层次出发去把握这一总体性，从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的深入发展”（《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绪论“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所以说，现在提出的回归整体史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我们的研究就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从区域社会史到整体史，循环往复，螺旋上升，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但这个整体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整体，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整体。

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自下而上”、多学科交叉融合三大特征在《中国近代社会史》《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两本书中都有具体体现。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史与年鉴派史学有契合之处。我并不认为社会史研究已经过时，也不担心它的所谓“碎片化”。如今，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的以“社会”为旨趣的各类专题社会史在中国史坛大放异彩，说明社会史仍然具有其固有的生命力。重要的是，该补的课还需要补上，不能见异思迁，跳来跳去。

1992年，《中国近代社会史》《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我迄今发表论文最多的也在这个时期。同一年，山西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史研究中心。

第二阶段是成长（1998—2008）。1998年乔先生去世，我从师戴逸先生在人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山西大学。乔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出版后，我们开始了区域社会史的探讨，《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由乔先生总体设计，分工协调；我则按照他的指示主要是看稿子、改稿子。很遗憾，他没有看到本书出版就撒手人寰。

进入新世纪，我们开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我是1996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2000年山西大学设立中国史博士点。2001年开始带博士生。中心逐渐成为一个研究实体，学生开始留中心工作。我们开始借用校图书馆十层办公，同学们精神饱满，“中心就是我的家”令人动容。我们开始了有组织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开始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研究。旧图书馆、南宫旧书市场、山西日报社、长治张庄，各地都有师生搜集抢救农村档案的身影，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3年开始，中心坚持每年召开至少一次学术讨论会。2005年，我与中心几位青年教师到青岛参加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三篇参会论文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上集中发表。这是对中心和中心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2006年起，学生陆续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年，《区域社会史导论》入选国家精品课程。我感到学生成长了，中心成长了。

第三阶段是发展（2008年至今）。2008年，中心搬迁到现在的鉴知楼，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中心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2008年，我们召开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览馆也迎来第一批客人。此时，《社会史研究》集刊正筹备出版。2012年5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在山西大学召开。我们开始把学术会议开在三晋大地上，先后在大寨、临汾、永济、阳城召开学术讨论会。

2012年开始，出版《田野•社会》丛书，目前已出版三辑；2016年，出版《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共计31册；2018年，出版《教研相长七书》，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2014年，获得人社部、教育部两部委颁授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荣誉称号。2018年，建立了首批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胡英泽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青年**称号。

到现在为止，出了一批丛书，办了一个刊物，有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培养了20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获得了多项国家级的荣誉。我在山西大学作副校长15个年头，主持中心工作25个年头。实在说，行政工作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肯定有影响，但既已任之，就得首先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学生。在中心工作、培养学生和个人科研的关系上，肯定是工作为先。宁肯少写几篇文章，少出几本书，也要推动工作，帮助年轻人尽快成长。我们的学生很早就结识学界前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出国考察，很早带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一个个得到健康成长，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情。

最后，我谈一点期望。这个期望就是“守正创新，行稳致远”。只有守正创新，才能行稳致远。

守正，就是要坚持社会史研究中心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我们的学术传统是什么？譬如社会史研究（包括整体史、区域史）；走向田野与社会；有组织的和个体的科研相结合等等，大家可以进一步总结。还有就是优良的学术制度，譬如鉴知青年学术工作坊、鉴知研究生论坛、鉴知名家论坛等，都应该坚持下来，做得更好。

创新，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不仅要在现有研究领域精耕细作，不断出新，而且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从深度和广度推进社会史的研究；推出高水平的、标志性的成果；培育、推出有代表性的学术新秀和学术带头人。

我们的精神是什么？祁建民先生总结说是：“敬畏学术，踏踏实实，勤奋上进，朴素诚恳”。大家可以继续总结提炼。我认为，这里的“朴素诚恳”最为传神。朴素是写出来的文章是朴素的，是文章不写一句空；为人也是朴素的，不会哗众取宠，要诚恳待人。我常说，真诚、诚恳最能打动人心。只有诚恳才能团结，团结奋进很重要，团结就是力量。现在各位都带了许多自己的学生，更要注意团结凝聚在一起。胸襟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这里我还要强调走向田野与社会，加强基层档案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这是保护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不是多写几篇文章，多出几本书能够替代的。收集回来的资料要集体利用，不能只是个人的家什。个人收集的资料，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贡献出来大家利用，条件成熟的要争取出版，贡献给学界和社会，要形成一个制度。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一定要坚持下去。

期望的还很多，譬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等等，这里不再讲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这些天在不同场合讲过，再过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都可以“从心所欲”了，在职的中心老师有一些也五六十岁了。时间飞逝，此时此刻，我想起岳飞那首著名的《满江红》词，其中一句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以我现在的心境，以现在的“语境”来说，就是三十年过去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年轻的一代要志存高远，建功立业。

我相信，中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越来越好！祝福中心，祝福各位！

愿新的一年疫情散去，万物复苏。愿诸位诸事顺遂！